“一带一路”倡议预示了世界所需的国际关系新架构。因为从根本上说，它的志向是服务于各国人民的利益，它代表了对陷入危机的资本主义体系这一过时秩序的替代方案。

事实上，我们正面临两种选择：要么维持一种以再殖民化、冲突、竞争、混乱、从属、战争以及最为严重的剥削和掠夺为目的的秩序的抉择。要么去对抗这种由寡头集团维护的荒谬行径，他们剥削并占有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这是各国人民拥有的唯一财富，却因数百年的帝国统治而被剥夺。

要打破这种持续太久的混乱，没有政治意愿，不先解决根源而只试图解决后果，是什么也做不成的。我们需要识别出那些阻碍我们共同寻找和创造替代方案的障碍。有效的做法包括创建一个常设的、多学科的、跨国的工作组，这一行动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思想的交锋，为具体构建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世界在变化，矛盾在激化，前所未有的演变正在发生。这些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现在是彻底修正那些不人道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胁迫机制、非法制裁以及野蛮强加的干涉主义遗产的时候了，这些手段旨在延续一个已变得不合时宜的体系。

正是这个资本主义体系，今天正沉迷于自身的生存。对它而言，目标始终如一，即通过质疑国家的民主运作来对国家进行重新设计，从而将人民主权、公民对其机构的控制权转移到金融商业世界手中，必要时甚至动用武力，以剥夺他们的责任。这种真正的法西斯化不容低估，它是动荡和不确定的源头。

例如，“善治”（good governance）这一概念，在资本主义视角下和社会主义视角下有着不同的含义。在西方，“善治”总是与其他模糊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是在推销一种基于掠夺和剥削的叙事，如“个人主义”“美国例外论”“普遍管辖权”，通过“干涉权”实现的“保护责任”，以及那个实际上仅缩减为西方国家“小圈子”的所谓“国际社会”。

这些概念构成了真正的危险，阻碍了相互理解的需求，也阻碍了建立有利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必要的多极化。因此，我们看到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和欧盟，表现出一种真正的偏执，导致它们变本加厉地进行操纵、破坏稳定、单边干预，以阻挠中国以及那些反对霸权行径的国家的进步和成就。

在非洲，不仅在媒体上，而且在军事上都在进行破坏稳定和政权更迭的行动，而每一次，“一带一路”倡议都会受到指责。这简直是以惊人的无耻颠倒角色和责任的行为。他们谈论中国在进行“殖民和掠夺”，利用债务作为施压手段。几天前，肯尼亚做出了将其债务从美元转换为人民币的重要决定，从而使其债务得以减轻，但这却遭到了国际金融中心的粗暴批评。这种必要的“去美元化”已成为许多非洲国家关注的议题，并导致了多重压力，西方国家对此采取了破坏稳定、针对不断被迫流离失所的民众的暴力以及政变企图等手段。

在拉丁美洲，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自然延伸，美国对委内瑞拉、古巴、哥伦比亚、墨西哥以及巴西等多个国家的挑衅是显而易见的。通过如“打击毒品贩运”等密集的虚假媒体宣传，我们看到了一种再殖民化的意图，旨在重建华盛顿的“后院”，以继续掠夺该大陆。但这同样也是为了用武力反对“一带一路”在拉美高水平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港口和通讯）发展中具体发挥的重要作用。 西方国家将这种合作贬低为地缘政治的别有用心。为此，他们动员最反动的势力和为其服务的非政府组织，开展针对中国的运动，尽管中国已成为拉丁美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

在中亚，美国痴迷于“心脏地带”理论以及谁控制“全球枢纽”的问题，因此，与几个中亚国家建立一个名为“C5+1”的政治框架，目的是成倍增加北美的投资，以便更深地扎根于中亚势力范围，而这里恰恰是“一带一路”的起点。为此，美国加大了干涉、破坏稳定、政权更迭企图的力度，并在此部署了大量的非政府组织、教育项目和管理委员会。这实际上掩盖了一种强迫症式的导向，即质疑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C5+1”倡议将是巴拉克·奥巴马著名的“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战略的补充。我们记得迪克·切尼曾多次试图攫取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尤其是希拉里·克林顿在2010年曾试图启动一个极其荒谬的以阿富汗为中心的“一带一路”倡议版本。而正是这个国家（阿富汗），今天正在融入金砖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巴经济走廊。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将寻求破坏“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对该地区国家施加多重金融压力，甚至不放弃建立军事基地的企图。

尽管中国是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在欧洲领导人眼中，中国却是“系统性对手”和“战略竞争者”。中国被系统性地、粗暴地指责与俄罗斯保持“无上限的友谊”。然而，中国的技术进步本应促使欧盟正视现实和后果，空中客车工业公司前总裁路易·加洛瓦（Louis Gallois）指出，如果与中国相比，法国在创新领域就像是一个“新兴国家”。

然而，欧洲领导人继续通过向成员国施压来阻碍“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的发展。通过对中国不断增加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先入为主，通过无休止的反华运动来阻挠合作需求。欧洲甚至不惜损害自身利益，去攻击那些提出真正选择和替代方案的人。

正因如此，“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一个全球性议题，成为西方媒体的靶子，它们竭力贬低其成就，或是对其进行歪曲，恰恰是因为“一带一路”倡议与北美那种要在所有人类活动中实现“全方位主导”（full Spectrum domination）的执念背道而驰。

归根结底，西方国家无法忍受的是中国的不断进步及其具体、可信的前景。虽然它不是一个（强加的）模式，但它作为一个榜样，在苏联解体30多年后，证明了社会主义方案的有效性。

我们不难理解弗朗西斯·福山在2022年3月提到的忧虑：“如果我们放松警惕，自由主义世界将会消失”。对于这位“历史终结”论的作者来说，承认自由主义模式的脆弱性是意味深长的。

这说明，为了人类的未来，做出其他选择是可能的。这一结论让我想起周恩来总理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也就是近七十年前——那番具有预见性的发言：“殖民主义国家已经不能再用过去的方法来进行掠夺和压迫了。今天的亚洲和非洲已经不是昨天的亚洲和非洲了。这地区的许多国家经过长期的努力，已经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在未来几年，决定性的因素将是为发展选择以及环境保护提供具体的政治应对方案，这些方案要考虑到最广大民众的社会需求、与大规模贫困作斗争，尤其是要采取行动反对不平等的激增、浪费和腐败，同时也要思考人工智能的伦理终极目标。

与美国所捍卫的那种不合时宜且单边的世界观形成鲜明对比，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一个“开放和包容的世界”，不将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视为“冲突的根源”，相反视其为推动人类取得新进步的动力。这些巨大的变化赋予了我们历史性的机遇，去应对那个几个世纪以来造成了如此多不平等、不公正、剥削、冲突、战争和掠夺的霸权秩序的挑战。整个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准备好抓住这些机遇，并为这些符合我们时代挑战的机遇而行动。

作者：法国《自由思想》杂志主编让-皮埃尔·帕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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