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末，一场突如其来的边境武装冲突将柬埔寨与泰国这两个东南亚近邻再次推向对立。双方在争议地区交火持续20天，造成人员伤亡与大量民众流离失所。两国边境贸易因此停滞，地区和平稳定受到严重冲击。这已是年内两国爆发的第二轮激烈冲突，不仅考验着当事国的政治智慧，而且检验着地区乃至国际社会的危机调解能力。关键时刻，一贯秉持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的中国政府再次展现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在外交部长、外交部亚洲事务特使等中方官员的穿梭沟通与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柬泰12月27日边界总委员会第3次特别会议签署停火联合声明，为战火按下暂停键。
然而，停火难，和平更难。为使脆弱的停火转化为持久的和平，12月28日至29日，在中国倡议并主持下，中柬泰外长和三国军队负责人齐聚中国云南玉溪抚仙湖畔，举行了一场备受瞩目的三方会晤。此次“抚仙会晤”不仅旨在巩固既有停火成果，而且着眼于为柬泰两国关系长远转圜铺路搭桥，标志着解决这一复杂地区争端进入了以对话重建信任的新阶段。会晤后发表的《中柬泰三方抚仙会晤新闻公报》，字里行间透露出以“亚洲方式”化解冲突的中国智慧，为国际社会观察和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独特风范与实践创新，提供了一个鲜活而深刻的范本。
一、难能可贵的阶段性成果——中柬泰三方抚仙会晤新闻公报
《新闻公报》篇幅精炼、结构清晰、指向明确，是一份凝聚了当前最大共识、规划了未来可行路径的务实文件。它不仅是冲突降温后的关键一步，而且是中国周边外交理念的一次实践性宣示。公报内容可以概括为聚焦“一个核心”、规划“五重路径”，其政策内涵与现实影响深远。
首先，公报牢牢锚定了“当事方主体地位”这一核心原则。
开篇即明确会晤是“三方”共同参与，中方扮演的是“欢迎”、“支持”和“提供平台”的角色。通篇表述中，行动的主体始终是“柬泰双方”，例如“柬泰双方将致力于”、“柬泰双方同意”、“柬泰双方感谢”。这绝非外交辞令的简单修饰，而是对中国所倡导的“劝和促谈从不强加于人，也不越俎代庖”原则最直接的体现。中方将自己定位为友善的邻居、可靠的搭台者，而非高高在上的裁判官或强加方案的调停人。这种定位最大限度地尊重了柬泰两国的主权与尊严，消除了外界对于“大国干预”的疑虑，为对话创造了宽松、平等的氛围。这也是会晤能够取得成功并获双方高度赞赏的根本原因。
其次，公报以务实精神规划了从停火到关系改善的“五重路径”，层层递进，相互关联。
“止战”为先，夯实和平根基。公报将“巩固停火局面”列为“当务之急”，明确指出要确保停火联合声明的“全面有效落实”，并支持双方确保“全面持久停火”。为此，公报提出了极具操作性的措施：支持柬泰联合边界委员会依据既有协议开展工作；中方愿为“人道主义扫雷”提供一切必要支持——这直指冲突升级的直接导火索之一，有助于消除安全隐患、建立军事互信；中方还愿为东盟观察团监督停火提供“实质性帮助”，中国军队也将根据双方需要提供支持。这些举措表明，中国的调解不止于口头呼吁，而是伴有切实的、专业化的行动支撑，旨在帮助双方将纸面协议转化为现实行动。
注重“恢复正常”，重建民生纽带。公报将“恢复正常交往”作为“下步重点”，关注点从军事安全扩展到民生经济。中方欢迎并支持双方恢复边境地区交往合作与流离失所民众的日常生计，并表示愿意立即提供人道主义安置支持。在冲突导致边境口岸关闭、民众流离失所的情况下，恢复日常往来与经济活动，是安抚民心、积累互信、为政治对话创造条件的关键。中国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体现了对民众疾苦的真切关怀，彰显了重情尚义的外交品格。
“重建”互信，打通政治渠道。公报鼓励双方“重建政治互信”，具体体现在重建外交沟通渠道、加强两国外长联系。更为巧妙的是，公报创造性地将双边关系修复与多边合作议程相衔接，指出双方同意共同为拟在泰国举办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五次领导人会议营造良好气氛。这为两国在地区合作的共同利益框架下寻找共同语言、自然开展互动提供了“台阶”和“抓手”，是极具智慧的外交设计。
“改善”关系，着眼长远未来。公报将“推动双边关系改善”确立为“长期目标”，中方鼓励双方创造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外交关系，并愿继续提供沟通平台。这表明，中国的调解视野并不局限于一时一地的停火，而是致力于帮助两国彻底走出“冲突-停火-再冲突”的恶性循环，构建可持续的和平共处模式。
“维护”稳定，担当共同责任。公报将“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界定为三方的“共同责任”。柬泰两国承诺以《联合国宪章》、《东盟宪章》等国际和地区规则为遵循，携手应对风险挑战，三方特别强调将采取更有力措施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境犯罪。这将两国关系的修复置于地区安全与发展的大局之下，提升了解决问题的道义高度与合作层次。
这份公报的深远影响是多层次的。对柬泰两国而言，它提供了一份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和平路线图”，降低了直接谈判的敏感度和压力，增强了通过对话解决争端的信心。对东盟而言，公报多次强调支持东盟发挥应有作用，中方协助东盟观察团，这实质上是以实际行动维护了“东盟中心地位”，增强了东盟在处理内部事务上的权威与能力，有助于其团结与稳定。对于中国自身，此次成功的调解实践，生动诠释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有力维护了中南半岛乃至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这直接关乎中国西南周边的安全环境与“一带一路”合作的顺利推进。一次调解，安靖周边、惠及友邻、彰显担当，其影响与意义不言而喻。抚仙湖畔的共识，犹如一粒珍贵的和平种子，其能否长成参天大树，既需柬泰双方持续灌溉，也离不开地区各方的悉心呵护。中国将为此继续做出不懈努力。
二、“中国式调解”：将国家愿景落实为和平行动的生动实践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深化周边发展融合，强化共同安全，巩固战略互信，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这份擘画中国未来五年发展蓝图的战略文件，以凝练的文字指明了周边外交的方向。宏大叙事需要具体注脚，国家方略贵在贯彻落实。过去半年多来，中国政府在柬泰两国之间展开的一系列密集、连贯、富有韧性的沟通与调解，正是将党和国家大政方针转化为具体和平行动、积极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写照。这一过程并非一时兴起的临时行动，而是基于深厚友谊、立足地区大局、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性外交实践。
回溯时间线，中国的调解努力呈现出清晰的节奏与深远的布局。早在今年5月，李强总理在会见柬埔寨首相洪玛奈时，双方就已共同表达了“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意愿，这为双方后续在地区事务中协同配合奠定了互信基础。7月，当边境局势出现波动苗头，中国的反应迅速而多层：王毅外长在会见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时，首次就柬泰边境形势明确表态，提出“坚持不偏不倚、公道公允立场，响应当事方需求，发挥建设性作用”；几乎同时，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在上海主持了中柬泰三方非正式会晤，柬泰双方在会上重申停火共识；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亦分别与两国驻华大使深入沟通。这一套“组合拳”展现了中国外交体系化、精准化的运作效能。
8月，王毅外长在云南安宁利用多边会议场合，再次会见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进一步鼓励柬泰双方“加强接触交流，恢复友好互信”，并明确支持东盟发挥积极作用。这一阶段的工作，侧重于预防冲突升级、鼓励对话接触。直至12月中旬冲突骤然升级，王毅外长分别同两国外长通电话，直言“当务之急是做出决断、尽快停火、及时止损、重建互信”，并即刻派遣亚洲事务特使开启穿梭外交。最终，在多方努力下促成了12月27日的军方停火协议。紧接着，中方马不停蹄，倡议并主办了抚仙湖三方会晤。
这一系列行动有几个鲜明特点：一是高度的战略性自觉。每一步都服务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这一长远目标，将处理具体争端视为维护地区整体和平稳定、深化与周边国家融合发展的组成部分。二是时机的精准把握。从平时的预防性沟通，到危机初现时的及时劝阻，再到冲突升级时的强力斡旋，直至停火后的巩固安排，中国的介入环环相扣，始终与局势演变同频共振。三是资源的统筹协调。外交系统内从外交部长到具体部门高效联动，综合运用了元首外交成果、双边对话机制、多边会议平台、特使穿梭斡旋等多种渠道和资源，形成了立体化的调解网络。
中国的调解，本质上是在践行一种“建设性介入”。它不同于某些大国漠不关心的孤立主义，也区别于谋求私利的功利主义，更迥异于那些追求表面轰动效应、忽视矛盾根源的短线操作。它是基于对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人民真实福祉的深切关怀，是基于与相关国家长期积累的政治互信，是基于对和平解决争端规则的坚定维护。这份坚定与执着，正是中国擘画发展蓝图、履行大国国际责任最真诚的体现。通过将宏观政策转化为一次次具体的劝和促谈，中国正以实际行动书写着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和平篇章。
三、于调解实践中彰显中国外交的独特风范
《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明确指出，新时代中国外交彰显着“守正创新的大国气派、立己达人的世界情怀、开放包容的宽广胸襟、重情尚义的崇高品格”四大鲜明特质。此次中国围绕柬泰冲突所展开的调解外交，正是这四大特质在一次具体、复杂、高难度的国际热点问题上的集中展现。
首先，它是对“守正创新的大国气派”的完美诠释。
“守正”，在于中国始终坚持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尊重国家主权与不干涉内政。王毅外长“中方的劝和促谈从不强加于人，也不越俎代庖”的宣示，就是对这一原则最坚定的恪守。中国没有像某些外部力量那样，试图将自己的方案强加于人，更不会设定不切实际的时间表以装饰自身政绩；而是反复强调“由当事方深入交流”，其成果《中柬泰三方抚仙会晤新闻公报》通篇主体皆是“柬泰双方”。这种对当事方主体性的尊重，是“正”之所在。“创新”则体现在调解方法与形式的灵活性上。中国创造了富有东方智慧的“亚洲方式”或“中国式调解”：它融合了“特使穿梭外交”（邓锡军特使）的低调与高效，“主场多边会晤”（安宁会晤、抚仙会晤）的郑重与开放，以及“人道主义援助”的温情与务实。特别是将会晤地点选在寓意“和平安宁”的云南安宁、风景秀美的抚仙湖畔，以宁静优美的自然环境缓和谈判的政治气氛，这本身就是一种充满人文关怀的外交形式创新。这种“守原则之正，创方法之新”的气派，使中国的外交调解既保持了道义的高度，又具备了成功的可能。
其次，它是对“立己达人的世界情怀”的深刻体现。
中国在调解中，始终将柬泰两国人民的福祉和地区的整体稳定放在核心位置。王毅外长多次对冲突造成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表示“深感痛心”，并承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与个别国家的地缘政治算计形成鲜明对照，体现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儒家情怀。一个和平稳定的东南亚符合本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因此，中国的调解努力，并非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实现“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的良性互动。中国希望看到柬泰两国重归于好，希望看到东盟团结巩固，这本身就是对“立己达人”的最佳实践——在成就地区和平（达人）的过程中，进一步营造了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周边环境（立己）。
再者，它是对“开放包容的宽广胸襟”的现实演绎。
中国的调解并非排他的、垄断的。相反，它始终强调“支持东盟发挥应有作用”，主动表示愿为东盟观察团提供帮助。这表明中国充分尊重并乐见地区组织在维护本地区和平稳定中扮演核心角色，中国愿意成为支持性、辅助性的力量。这种姿态，展现了一种不争锋、不包办、乐于成人之美的大国气度。它向世界表明，中国带来的不是“势力范围”的争夺，而是“合作平台”的共享；不是要取代现有地区架构，而是为其注入正能量、提供新助力。这种开放包容的胸襟，有效化解了各方对于大国介入的警惕，赢得了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最后，它是对“重情尚义的崇高品格”的真情流露。
中国外交有原则，更有温度。调解的成功，深植于中国与柬、泰两国长期积累的深厚友谊。中方在沟通中，总是首先回顾与对方国家的友好情谊（如“中柬铁杆友谊”、“中泰一家亲”），并充分肯定其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如赞赏柬、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这种以心交心的方式，使得劝和的话语更容易被倾听和接受。柬泰双方多次感谢中方“以各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进行斡旋，正是因为感受到了这份尊重与真诚。这与某些国家那种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甚至为了一己私利而追求“公关秀”、不惜牺牲协议质量的“调解”形成了云泥之别。后者往往因缺乏对当事方的真诚尊重和对问题复杂性的深刻理解，其促成的协议犹如沙上建塔，难以持久，最终损害的是冲突方人民的利益与地区长久的和平。中国重情尚义的品格，赋予其外交以强大的亲和力与感召力，这正是“中国式调解”能够深入人心、取得实效的情感密码。
通过柬泰边境冲突调解这一案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外交的独特风范绝非抽象的理论概括，而是融汇于每一次外交言行、贯穿于每一项政策实践的鲜明烙印。它是原则与智慧、情怀与担当、胸怀与品格的统一，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区别于其他大国行为的识别码和魅力源。
四、探寻成功背后的密码：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娴熟运用
成功的实践，离不开科学方法的指引。《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第十二章系统阐述了在对外工作中需要努力掌握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而中国在柬泰边境冲突中的“调解之道”，正是对这些科学方法的娴熟运用和经典印证。
第一，坚持原则与体现担当的有机统一。
中国在整个调解过程中，牢牢坚守“不干涉内政”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持原则），同时又发挥“建设性作用”积极作为（体现担当）。这种担当，不是大包大揽的“教师爷”做派，而是建立在尊重基础上的“助产士”角色。当冲突升级、生灵涂炭时，中国没有选择袖手旁观，而是基于与柬泰两国的友好关系和地区国家的共同期待，毅然担负起劝和促谈的重任。王毅外长明确表示“中方最不希望看到两国兵戎相见”，这既是对朋友的道义关切，也是对地区和平负责任的担当宣言。这种原则下的担当，使中国的行动具有无可辩驳的正当性。
第二，系统观念与精准施策的贯穿始终。
中国看待和处理柬泰冲突，绝非就事论事。一是坚持了正确的大局观。将双边冲突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审视，认识到周边不稳则大局难安，因此必须积极介入以维护至关重要的周边和平环境。二是做到了统筹兼顾。统筹了“双边”与“多边”：既做柬泰两国工作，又坚定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统筹了“安全”与“发展”：既谈停火扫雷，也谈恢复贸易民生，还关联澜湄合作领导人会议；统筹了“当下”与“长远”：既聚焦立即停火，也规划关系转圜路线图。三是抓住了主要矛盾。在不同阶段，工作重点随之调整：冲突激烈时，首要矛盾是“止战”，故全力推动停火；停火实现后，主要矛盾转为“防反复、建互信”，故迅速搭建抚仙会晤平台，将重点转向外交对话与信任重建。这种基于系统观念下的精准施策，确保了调解工作的高效与务实。
第三，发扬斗争精神与注重策略艺术的紧密结合。
调解也是斗争，是与破坏和平的战争行为的斗争，是与那些企图利用冲突谋取地缘私利、干扰地区团结的行径作斗争。中国发扬斗争精神，首先体现在“敢于斗争”，面对复杂敏感的边境冲突，不回避、不退缩，主动介入。更体现在“善于斗争”，即讲究高超的策略艺术。一是保持战略定力。不因冲突一时升级或外界杂音而慌乱，始终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的基本方向，按既定步骤开展斡旋。二是注重策略灵活性。在王毅外长的沟通中，对柬、泰双方的表态既坚持公正公允的同一立场，又在具体措辞上充分照顾了各自关切，展现了“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的智慧。整个调解过程，可被视为一次成功的“多维外交、立体操作”范例。
第四，发挥制度优势与追求工作实效的相辅相成。
中国外交行动的高效，根植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从冲突伊始，党中央就对局势作出科学判断，定下劝和促谈的总基调。外交部作为执行部门，从部领导到亚洲事务特使、亚洲司负责人与主管干部，与其他部门和地方省市构建起层次分明、协同作战的工作体系，确保中央决策得到迅速、准确的贯彻落实。这种全国“一盘棋”的格局，避免了部门掣肘和力量分散，形成了强大的外交合力。同时，所有工作都紧紧围绕“实效”展开。无论是特使的穿梭，还是会晤的举办，都从不搞形式主义，而是直奔巩固停火、重建互信的具体问题而去。中方承诺的人道主义援助、扫雷支持等，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中国外交战线积极倡导“实干兴邦”，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使得中国的调解倡议具有极高的可信度和吸引力。
综上所述，中国对柬泰边境冲突的成功调解，是一次思想与行动、理念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它不仅仅是外交技巧的胜利，更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性的有力证明。从“不越俎代庖”的立场宣示，到“提供对话平台”的务实行动，再到支持东盟、提供援助的系统安排，每一步都折射出新时代中国外交独特风范的光芒，每一环节都蕴含着对科学方法论的深刻把握。抚仙会晤的涟漪正在扩散，它带给世界的启示深远而清晰：在充满变乱与纷争的时代，一种尊重、包容、务实、真诚的“中国式”和平解决争端之道，正展现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着不可或缺的东方智慧与力量。
原文标题：从抚仙会晤看“中国式调解”与中国外交独特风范——研读《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心得体会之一
English
注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