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是记者的“看家本领”。曾任新华通讯社社长的郭超人同志，从1956年到西藏参加工作开始就格外重视深入采访。几十年的新闻生涯中，他练就了过硬的调查研究功底，也由此采写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成为拥有广泛影响的一代名记者。

今天的采访环境和报道方式，早已由单一形态（指文字、摄影、视频）过渡到全媒体移动报道业态，需要记者具备更多的技能，更高的素养。但无论报道环境、报道方式发生怎样的变化，郭超人关于调查研究的实践和思考，在调查研究中形成的独特方法和优良传统，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和传承，并努力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一、郭超人：调查研究的典范

调查研究就是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通过了解、分析情况，搞清楚客观真相，求得对事物本质的认识。

在1999年出版的《郭超人作品选》的前言中，郭超人这样写道：“在我从事新闻工作的数十年中，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社会调查和专题调查，占去了我的大量时间。有些调查成果成了公开报道，有些调查成果形成了参考稿件，有些调查虽无具体成果，但对我认识社会、把握时代产生了极为有益的作用。我越来越相信，对于一个记者来说，调查研究不仅是产生新闻报道的有效措施，更重要的是加速自己成长的根本途径。”

（一）郭超人是调查研究的身体力行者

1956年冬天，郭超人刚到西藏时，西藏正处在民主改革的前夜，一场新旧交替的伟大社会变革，正像产前的阵痛，时隐时现。为了深入了解西藏，1957年到1958年，他骑着马到日喀则农村和藏北牧区，作长时间系统、深入的社会调查。他到许多农区的庄园和牧区的部落，采访奴隶、农奴、农奴主代理人和农奴主等不同阶层的人物。尽管当时成稿很少，但他积累了大量素材，对西藏社会形成不少理性的认识，为以后的重点报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0年春，郭超人从西藏分社调到陕西分社以后，他先后于1973年采写了《关中地区农业调查》一组六篇，近三万字；在1974年采写了《延安地区调查》一组七篇，约四万字；在1975年采写了《安康地区调查》一组六篇，三万字。这些重点调查，均是郭超人面对当时极其混乱的政治局面，扎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调查研究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以求得真理性的认识。

1980年到四川分社工作以后，郭超人连续完成了一些专题性调查，如《扫除唯心的阶级估量（双流农村调查）》约一万字；《成都市手工业调查》六篇，两万多字；《四川东部山区调查》七篇，约三万字；《从农业成本逐年增高引起的思索（三个不同类型县的调查）》三篇，约两万字等，均在当时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除了上述重点调研，他还分别在1974年和1982年通过深入调查研究，采写了长篇通讯《驯水记》和《历史的审判》，成为新闻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可以说，郭超人40多年的记者生涯，始终都在身体力行调查研究。

（二）郭超人是调查研究的成功实践者

通过深入调查研究，郭超人采写大量重点报道，取得丰硕成果，由此快速成长为业务骨干，享誉新闻界。

1959年西藏平叛开始后，郭超人借助之前几年的调研积累，利用生动的背景材料，采写了一大批重点报道，如曾被总社通报表扬的《血泪的控诉》《“沉重的铁链”——西藏农奴制度的苛税》《从西藏法典看农奴制度的黑暗》等稿件，其中《“沉重的铁链”——西藏农奴制度的苛税》一文，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表扬。

在藏期间，郭超人还通过长期的调查研究，采写了《拉萨的春雷》《一个流浪儿的故事》《山村的早晨》《拉叶村纪事》《羌塘两千里》《托朗噶钦》等各种体裁的稿件，影响深远。

1960年参加中国人首登珠峰的报道，1962年参加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报道，1964年参加攀登希夏邦马峰的报道，郭超人始终在用调查研究的方式进行现场报道，采写的长篇通讯《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人民日报》副刊专稿《珠穆朗玛的日日夜夜》、长篇通讯《希夏邦马峰征服记》等，成为新华社登山报道的巅峰之作，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后来，这些作品也都以各种形式单独出版，影响了几代人。

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又在四川分社连续完成了一些专题性调查，其中“双流农村调查”在全国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提出中国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的论断之前，就从农村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同样的结论，受到思想理论界的重视。“手工业调查”分析研究了手工业在中国“四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应当采取的方针政策，某些建议也被四川省委作为政策措施明文肯定。这组调查还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全文发表。

（三）郭超人是调查研究的大力推动者

无论是做记者还是当领导，郭超人始终坚持新闻记者要调查研究，并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做出制度性安排大力推动。从《喉舌论》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在总社的工作会议上，还是到地方分社调研，或者是与调研小分队成员见面等，郭超人都要强调调查研究，始终认为调查研究是无产阶级记者的基本功，是记者成才的必由之路。

郭超人在1982年给新入社大学生讲课时说：“成为一个有水平的记者最大的诀窍和捷径，就是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要不停顿地解剖各种麻雀，不知疲倦地、创造性地劳动，积累各种资料。”

1983年6月15日，郭超人在《在写作技巧的背后》一文中，用大量篇幅强调对待调查研究的态度以及从事调查研究的本领和能力是记者的基本功。他说：“大凡是定下心来，一头扎到实际生活中去，注意作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报道工作不仅在数量上有保证，质量上还都能达到一定的水平，”

如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鼓励记者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制度，始终是郭超人思考的重要问题。1991年2月7日，郭超人在《从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谈起》一文中写道：“要采取得力的组织措施，奖励那种深入调查研究的记者，惩罚脱离实际的行为，形成一种调查研究光荣、脱离实际可耻的强大压力。”“不深入实际，不认真调查研究，就不配当记者，或者说缺乏当记者的基本条件。”

二、郭超人调查研究的风格和特点

在几十年的新闻实践中，郭超人坚持不懈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点，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案例，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一）深入调研，就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1956年抵达西藏不久，郭超人就以不知疲倦的精神状态，奔波在高原大地上。当时的西藏，交通落后，通信不便，生活条件很差，在一些高海拔地区，高寒缺氧自不必说，基本的生活需求都成了大问题，但他骑着马跋山涉水，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搞社会调查，克服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

当时，他沿着年楚河畔的驿道，一直追溯到雅鲁藏布江的上游；在人民解放军平叛以后，他沿着一股无恶不作的武装叛匪溃退的路线，到藏北草原采访，亲眼目睹了大屠杀、大破坏之后的凄惨景象……一次次深入调研，让他有写不完的主题，写出的稿件一篇比一篇有分量，也让自己在短时间内成长为分社的骨干记者。

1960年国家首次组队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郭超人在海拔5120米的登山大本营生活了近三个月，还随队前往号称“魔鬼营地”的前进营地，并登达海拔6600米的北坳冰坡采访，以求更真切地体验人类在“生命禁区”的心跳和呼吸。

由于严重缺氧，郭超人长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心脏也出了点毛病，甚至全身肿胀，身心经受了一段高强度的折磨。这种环境对皮肤的破坏力是暂时的，而对大脑、心脏等的损伤则是长期的。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处境中，他坚持努力开展采访与写作，出色完成了报道任务，树立了登山报道的标杆。

郭超人1982年给新入社的大学生讲课时说：“我曾有过连续行军四天四夜，站着睡，还得写稿子，几乎不能休息的经历。记者常常会深入到一些非常艰苦、非常特殊的新闻现场，有时候我开玩笑：当记者，首先要当好革命的苦行僧。”

（二）深入调研，就要做长时间系统深入的社会调查

在藏期间，郭超人长期深入基层采访调研，有一次连续下乡长达8个月。尽管当时成稿少，但郭超人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对西藏农奴制度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况进行了整理和分析，还了解、熟悉和掌握西藏宗教、税赋、法典等多层次的信息和数据，对西藏社会形成不少理性的认识。当1959年西藏平叛开始以后，党中央要求对西藏农奴制度进行揭露性报道时，他有写不完的主题和材料，非常顺手地写出了好几篇有分量的新闻通讯，成为平叛和民主改革报道中的扛鼎之作。

郭超人后来回忆道：“我在西藏乡村的调查，形成了揭露西藏封建农奴制度极其野蛮落后的系列报道，形成了西藏民主改革后由封建农奴制社会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系列报道，还形成了翻身农奴命运变迁和西藏自元朝以来就已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报道。因为有大量的数据、资料、访谈作为铺垫，所报道的事实就有很强的说服力。”

1974年，为了写作《驯水记》，郭超人采访了水电部和十多个省区的纵横万里的几十个大、中型水利工程和建设工地，借助最快的交通工具，连续采访40多天，收集、记录的材料有三四十万字。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郭超人最后写就的《驯水记》只有9000多字，在全国引起了轰动。这篇文章后扩展为15万字的报告文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又被日本全国农业土木技术联盟以《中国驯水记》的书名推出日文版。

（三）深入调研，就一定要到现场去看

郭超人1982年在给新入社的大学生讲课时讲道：“我们倡导记者要去新闻事件的第一线，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观察现场，捕捉感人的、形象的东西。”他多次强调：“记者采访一定要到现场去看，去感受，说不定哪一点东西，就会触发思绪。”

在西藏时，郭超人曾采访过一位老太太——她家世代都是奴隶。有位记者只是一般性地提出“过去怎么样”“奴隶主是否打过你”“哪次印象最深”等几个问题，老太太回答的就几个字，这样的提问显然是无效的。郭超人注意到老太太左耳下面一半没有了，便问原因，她说：“这是我在8岁时，被女主人用手指硬掐下来的。”郭超人又看到她穿的长袍是千层衣，便问她穿多少年了，她说：“哟，这件长袍是我祖母传给我母亲，母亲传给我的。”扎实的现场采访，使郭超人的稿件明显高人一筹。

1980年底，郭超人参与采写《历史的审判》一稿。当几位作者一起提炼报道的中心思想时，他们反复讨论：我们要在这篇文章中审判什么？为了找到准确的答案，他们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通过调查研究。郭超人和同事去秦城监狱住了一个多月，一是体验滋味，二是看材料，因为材料不能拿出狱外。郭超人在那里翻阅了大量材料（可能近1000万字）。他还通过大量的体验、观察，对报道主题等进行深入思考，为报道的成功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在20世纪90年代与家人的“闲谈”中，郭超人这样说道：“新闻无处不在，但需要你迈开双腿，到产生新闻的第一现场去发现、去感受、去采访；需要你带着眼睛去观察，带着耳朵去倾听，带着嘴巴去询问，带着思考去求证，带着真诚去记录，带着责任去传播。”

（四）深入调研，就一定要多积累

郭超人特别重视积累。他在多个场合谈到，当记者期间，他的挎包里经常装着三种笔记本：一种作采访笔记，一种是生活杂记，还有一种是思考摘记。生活杂记内容丰富，包括山川风物、传闻轶事，突出的印象，有趣的任务，生动的场景等，总之是记录下自己观察、接触到的一切。1958年，他曾随中共西藏工委工作队横穿辽阔的藏北草原到阿里去，一路上坚持记生活杂记，每日不断。后来有刊物向他约稿，他把这些杂记稍加整理，写成了长篇通讯《羌塘两千里》。1960年在珠峰采访期间，郭超人也写了大量的生活杂记。后来出版社约他整理一本登山报道选集时，他从生活杂记中选摘了4万多字，形成《同地球之巅的较量》一文，深受读者的喜爱。

关于思考摘记，郭超人认为对于一个记者的成长尤为重要：“这是非常重要的思想积累过程。如果能随时记录下来并加以分析和总结，将是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1978年底到1979年初，郭超人在四川完成调查报告《扫除唯心的阶级估量》。这篇报道的主要思想、观点并不是在当时从事的一项调查中产生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时间的思索、酝酿和积累的过程。

早在十年动乱时期，社会上一些荒诞可笑的事情让他反感和怀疑，一些骇人听闻的事情令他不安和愤慨。他一面研究实际情况，一面学习马列著作，一点一滴地记下自己的心得和体会。一旦时机到来，调查的材料又比较典型和扎实，稿子很快就脱颖而出了。

郭超人一直强调，调研中要尽可能多地搜集一切能掌握的材料，不管有用的还是当时看起来无用的，历史的还是现实的，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要搜集，“分析处理材料时不带框框不抱偏见，忠于事实。正常情况中反常的、特殊的材料，要特别注意，常常这里头有新闻”。

（五）深入调研，就一定要勤思考

研读郭超人的经典作品，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思考精深、逻辑缜密，发人所未发、见人所未见，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体现出很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在《郭超人作品选》的前言中，郭超人写道：“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调查研究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实际问题，以求得对客观世界的真理性认识，对记者是一种很好的党性锻炼，是一个记者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重要保证。”

郭超人认为，体现在调查研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要实事求是。不能因为某一事实与党的方针路线不一致，与人们的议论不一致，就轻易改变事实。对问题一要正视，二要研究，看一看是偶然还是必然。记者要冒险，不能说假话，但说实话要策略，要讲方式。

1983年在给新入社的大学生授课时，郭超人特别提到：“做一个记者，应该常有问不完的问题。而且还不是采访对象能一口回答出来的问题，是他需要思索一下才能回答的问题。”

针对调查材料进行系统研究，郭超人也有一套自己的办法，就是作连贯起来的思索，如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等。在写作阶段，他也特别要求立论要准，分析要中肯，选材要典型，主题要精心提炼，用形象的方式揭示事物的本质等，可以说字字写来不平常，处处体现深入思考的非凡结果。

三、深入调查研究的现实意义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如何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有许多重大课题亟待破解。在当今信息化时代，通信手段日益数字化、现代化，融合报道成为主流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使命，更需要我们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正确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郭超人丰富的调查研究实践和理论思考，给我们在新时代背景下继续搞好调查研究提供了诸多启示。

（一）深入调研，必须提高政治站位

在《在写作技巧的背后》一文中，郭超人认为：“我们无产阶级的记者，理所当然地更应该具有一股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革命正气。”“无产阶级记者的基本职能是调查研究，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应当是党和人民的专业的社会调查研究员。”

我们今天学习郭超人的调查研究，就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不断增强忠诚核心、看齐核心、维护核心的自觉性、坚定性，坚持不忘初心、永葆本色，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要不断强化责任担当，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把工作融入到党和国家事业大局中去。

2022年初，时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的傅华同志在《中国记者》刊文《深入践行“四力”要求 发扬调查研究“传家宝”》，强调“调查研究是服务党中央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一项极端重要的事，能不能做好调查研究，关乎能不能反映真情况、直陈真问题、提出真见解，关乎能不能发挥好新华社‘思想库’‘智囊团’‘参谋部’作用。要聚焦核心、提高站位，从‘服务中央、服务核心’的高度，站在党中央、习近平总书记的立场调查研究，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两个维护’贯穿到调查研究各个过程、各个环节、各个主题，一分钟也不能站在党的队伍之外，一分钟也不能偏离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一分钟也不能离开党中央的视野。”

（二）深入调研，必须心系“国之大者”

在《喉舌论》一书中，郭超人精辟地总结到：“要做一个好的记者，就是应当时时刻刻站在时代的高峰上，眼观世界风云的变幻，耳听时代脉搏的跳动，胸怀民族的兴衰和人民的苦乐，为充分把握和反映我们时代的精神风貌而努力奋斗。”“记者的任务决不只是纯客观地‘传播’各种‘讯息’，而是要通过各种‘讯息’的‘传播’，反映我们党和人民在革命和建设的征途上每一个前进的跨步，反映我们时代和社会正在进行的伟大变革中每一个胜利的成果，从而用自己具有思想性和战斗性的宣传报道，激励和鼓舞广大读者为实现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我们今天学习郭超人的调查研究，就要自觉讲政治，胸怀全局，心系“国之大者”，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围绕党中央高度关心、人民群众高度关切、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来确定研究课题，更好地履行职责使命。

（三）深入调研，必须坚持问题导向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郭超人1983年在《在写作技巧的背后》一文中强调：“所谓新闻采访写作，从本质上说，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对社会生活中每日每时产生的新事物、新问题、新形势进行调查研究，搞清它们的真相，找出它们的症结，认识它们的意义，然后及时地准确地向人民作出负责的报道。”

今天，新闻工作面临的环境与以往大不一样了，但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新华社记者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不能丢，通过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使命不能丢。我们今天学习郭超人的调查研究，就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影响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推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

（四）深入调研，必须拓展广度、挖掘深度

郭超人1991年在新华社沿海、沿江调研座谈会上指出，参考报道要“敢于触及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实际生活中的重大动向，包括热点、难点问题和有敏感性、倾向性的问题”，“充分反映基层的实际情况和人们的思想动向”，“下功夫透过某些表面现象去探索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带规律性、本质性的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新经验、新问题、新思路、新举措，为中央制定决策、指导工作提供可靠的依据和可行的对策”。

我们今天学习郭超人的调查研究，就要加强深度调研，既要到工作局面好的地方发现经验，也要到矛盾集中的地方查找问题，从社会生活和基层一线中挖掘独家线索、掌握关键信息、获取重要数据；要丰富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全面打通社内社外、国内国外，做到手段更加丰富、途径更加多元、方式更加多样，不断拓展调研的深度广度。正如新华通讯社社长、党组书记傅华同志一再强调的，无论媒体如何变革，手段如何创新，深度调研始终是新华社的核心竞争力。

郭超人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观其一生，不论是作为普通新闻记者，还是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他都为我们树立了调查研究的榜样。近日，党中央发出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伟大号召。此时，我们重读郭超人同志的作品，重温郭超人同志的教导，对其调查研究的思想和实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体会，也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守正创新、搞好调查研究、深入践行“四力”的信心。（作者分别系新华社中国图片集团董事长、高级记者，新华社西藏分社党务纪检室主任、高级记者）

                                                                                                                                                   编 辑 庞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