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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深入基层,总能带着收获回来

2023-06-09 16:25·《中国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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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持坚 新华社原高级记者,曾任新华社黑龙江分社副社长、上海证券报总编辑

当记者时间长了有个“毛病”,就是在办公室多呆些日子心里就会发毛,觉得空落,好像脚不着地似的悬着。虽说坐在办公桌前是学习、思考,给自己充电和赋能,但这些“电”“能”价值几何,是否管用,必须要到新闻的源头——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中去检验和碰撞,看能不能擦出时代的火花来,这可不是坐在屋子里能主观臆断的。记者,就是这样一份实打实的工作。于是,带着脑子里积累的情况和对社会世相的思考走出办公室,要么骑自行车穿行在哈尔滨的大街小巷,观察有什么值得传播的新闻“苗子”;要么登上火车到地市县乡找人唠嗑,看能不能从中捕捉到能引起读者关注、推进社会前行的话题。出发前并无明确的目标,因为不知道会碰到什么情况,但可以肯定的是,丰富的现实生活中一定有值得向社会传播的人和事,这是新闻事业的基石。事实也确实如此,我每回深入下去,都不会虚于此行,总会带着收获回来。

“南豆腐”震动了省政府

1984年入秋的一天,我在哈尔滨街头看到有个卖豆腐的摊子,听到摊主操着我老家浙江口音的“卖南豆腐”的吆喝声,摊子周边围了不少人争相购买,百多斤豆腐一个多小时就卖完了。摊主喜滋滋地说:“生意好做。”顾客也乐呵呵地道:“我买过好几回了,虽然价格高一些,但鲜嫩好吃。”然而听到更多的则是市民们的抱怨声:不知怎么搞的,哈尔滨副食品店里豆制品的供应量太少了,去晚一点就买不到了……

浙江人大老远地到有大豆之乡之称的黑龙江来做豆腐生意,无疑是件有讽刺意味的事,不免引来人们的议论:我们这里盛产大豆,可为什么老百姓吃豆腐难?这么大一个城市,就靠几家企业生产豆制品,为什么没有别的生产渠道?还是浙江人脑子活络,看到了商机,敢想敢干,在哈尔滨街上摆起了豆腐摊子……

这,算不上是件有多重分量的事情,但我意识到了它的“价值”:我国改革的浪潮由南向北涌动,这件事反映的是得市场经济风气之先的浙江人,给计划经济思维浓重的龙江人“上课”来了!

果不然,事情传到时任省长的耳朵里,他被“震”到了:“我们仓库里大豆有的是,怎么会豆腐供应不足?”他把当时主管财贸的相关负责人找来说:“豆腐是黑龙江老百姓主要的副食品,尤其在冬天。现在马上就要过冬了,省政府要关心这件事,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些年豆制品供应虽有改善,但仍不能满足需求,群众意见不小,症结到底在哪里?浙江农民千里迢迢来哈尔滨,租着房子,买议价大豆做豆腐,为什么还干得那么起劲?相关负责人下去调查弄清了情况。原来这些年国家提高了大豆收购价格,豆制品企业的生产原料涨价了。但为了稳定市场,有关管理部门规定产品仍按平价销售,这就使得企业生产越多亏损越多,企业受不了,哪来积极性?企业提出多供应一些平价大豆,但因为上面没有说法,一直得不到落实。几家豆制品厂的生产条件都比较简陋,职工待遇也低,干劲调动不起来。税收和工商管理也存在问题,没有给予企业必要的扶持。

症结找到了,省政府即下发文件决定:多供应平价大豆给豆制品厂;在保证凭票供应平价豆制品的同时扩大议价销售;鼓励豆制品生产和销售,无论国营、集体还是个体经营,均给予免税扶持;改革国营豆制品生产企业管理体制,实行自负盈亏等。

文件下发落实后,豆制品供应量开始上升。事情到这里是否了结了呢?没有。我观察到“南豆腐”的震波越出了豆腐的范畴在扩展着。在省委常委会、省长办公会和全省食品会议、粮食会议等场合,与会者都“由此及彼”地议论开来。时任省委书记说他接到报告,青岛、济南的肥皂以物美价廉的优势大量涌进我省,我省的几家肥皂厂大有被挤垮的危险。省政府的几位领导也被告知,南方的白布占领了我们的市场,原因很简单,本省白布批发价八角八分一米,工厂还要赔一角;南方一些省市的白布批发价只有八角一米,还送货上门。工商等部门也反映,除了豆腐摊子,江苏、浙江的木匠挑子、修鞋挑子也“挑”进来了,一支支建筑队伍也开进来了……这些新时代“闯关东”的外乡人,用他们的市场眼光,发现了黑龙江大量的挣钱机会,他们用勤劳、诚信和周到的服务很快站稳了脚跟,受到龙江人的欢迎。这当然是好事,活跃了市场,促进了生产,方便了群众生活,但同时不也是对黑龙江的拷问和挑战吗?为什么龙江本地人没有像江浙人那样干呢?为什么我们的政府没有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呢?这些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南方人,不是送上门来的老师吗?

多年来,黑龙江基本上是封闭式经济,对外省产品设置门槛,其结果是,在缺乏比较和竞争的情况下,把自己的产品以及管理、经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都掩盖起来了。现在实行放开搞活的政策,商品可以自主流动,省里那些“傻大黑粗”、质次价高的产品就露出了真面目。面对新形势怎么办?有不少抱怨的声音:黑龙江冬季长,能源消耗多,产品成本高,和南方比不得。但也有一些人不抱怨客观条件,而是不甘落后,想方设法和南方同行展开竞争。条件简陋的哈尔滨理发工具厂生产的“冬羽牌”电褥子,在全国1000多种电褥子中首屈一指,产品供不应求。只有300多名职工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哈尔滨日用化学品四厂生产的“黑又亮”鞋油,销量超过上海的老名牌“金鸡”鞋油。尽管这样的事例还不多,但它促使人们觉醒和思考:黑龙江地大物博,物资丰富,发展潜力大,但要将潜力变成实力,关键是要跟上中央改革开放的部署,解放思想,从计划经济的条条框框里挣脱出来,摒弃粗粗拉拉的工作作风,面向市场,真抓实干,精益求精,只有这样才能改变黑龙江的面貌。

由在街上看到豆腐摊子引发的跟踪采访,形成了一篇题为《“南豆腐”震动了省政府》的报道,新华社播发后被《人民日报》等多家媒体采用,《黑龙江日报》在头版刊登,读者和有关部门反响热烈,引发了人们更深层次地议论和谋划改进工作。新华社总社《评稿纪要》刊登《洞小风大,耐人寻味》的文章,指出这篇稿件从日常生活中的小问题写起,抓住了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核心,促使人们觉醒,认识到只有展开竞争才是出路。

三户农民引出扶贫大文章

我也常到黑龙江农村走访。和省城相比,广袤的农村是别一番景象,它节奏缓慢,不乏单调,但当你真正走进去,会闻到比城里更为浓郁的人间烟火气,生动而又纯朴。我每次下去都开眼界,长见识,有收获。

1989年末,我到庆安县采访。这是一个经济发展迟缓的农业县份,农民生活水平不高,贫困户不少。1988年统计,贫困户9857户,占农户总数的18.9%。不过在和县领导交谈时,他们说去年以来农民中自发出现了一个新现象:一些能人和贫困户结对子,成立“互助农场”,将“能人的脑子和穷人的膀子”组合起来,形成了新的生产力,收到很好的效果。事情最初由3户引发,很快一传十、十传百,类似的“结对组织”蔓延开来,不到两年,“互助农场”发展到1827个,入场贫困户逾4000,其中62%的贫困户已成功脱贫。这使我精神为之一振,即追寻“事发源头”而去。

王永才是大罗镇六合村的种田能手,为人厚道,重邻里感情。分田到户后,村里有7户人家由于缺乏独立种田的能力,劲没少使,但庄稼总长不好,收成少,收入低,成了愁吃愁穿的贫困户。王永才看在眼里,急在心上。1987年初,他主动把他们请来商议,决定成立“互助农场”。规矩是:地仍归各家包,但种什么、怎么种、田间管理怎么搞,都听从王永才指挥。结果秋收后一过称,情况和前些年比大不一样了,平均亩产达到234公斤,比往年翻了一番还多,人均收入也由1986年的130元猛增至527元。家家户户破天荒地完成了国家粮食定购任务和集体提留,有的户还一次性还清了外债,头一回有了存款。

平安镇建华村农民王兴旺是个精明人,“脑瓜子好使”,懂技术,会管理。他先富起来后承包了村里十年九不收的130亩河套地。可他家缺乏劳动力,忙不过来。他就和村里3户穷得种不上地的贫困户商量,自愿结成联合体。春耕时,王兴旺先垫钱帮他们买种子、化肥、农药和农膜,又带领他们按科学种田的要求种上地。他们则到王兴旺的承包地里出劳务,王兴旺给他们发工资和奖金。到秋后一算账,3户贫困户粮食平均亩产达到400公斤,人均收入800元,一举脱贫。王兴旺的承包地也获得了好收成。

还有一户是新民乡盖家屯的,情况与上述两户相似。

深入了解这种互助治贫现象的出现,与分田到户后一些农户存在的实际问题有关。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有效地调动了大家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对于无机无畜少劳力和缺资金少技术不善经营的家庭来说就犯难了。在“大帮轰”的年代,这些家庭的情况容易被遮盖和忽视。现在地到了自己的名下,一切靠自己干了,力不从心的问题就凸显了出来。庆安县在1986年底作过统计,全县这样的户有9857户,占农户总数的17.6%。他们经营着全县1/5的耕地,可粮食产量不足全县的1/10,亩产不到全县平均数的1/3,总算起来一年少收粮食达3750万公斤。这些家庭的人均收入也比全县平均数低131元。他们共欠国家和集体资金1037万元,这个数字接近全县当年农业贷款的总额。他们成了令各级领导既心疼又头疼的贫困户、薄弱户。怎么办?以乡情乡谊为纽带、以互利互惠为基础的“互助农场”的出现,有效解除或缓解了这些农户自身难以解决的困难,温暖了他们的心,鼓起了他们摆脱困境的信心和干劲。同时,村民们的这一创举也为庆安县委、县政府打开了扶贫工作的新思路。他们深入到“互助农场”中,做了大量细致的服务和保障工作,促使穷富互助能顺利运作,达到预期的目标。

还说那位王兴旺。1987年他带领3户贫困户脱贫后,全村震动了。1988年春,又有6户贫困户要求入伙,其中有一家5口人没有一个是强劳力,热心的王兴旺都收下了。入场的户多了,为了有章可循,村党支部和王兴旺一起定了个“章程”:地仍归个人承包,统一种植,分户管理,收益归己;投入由场长王兴旺垫付,不计利息,秋后收回;贫困户的土地如果因场长指挥失误造成损失,由场长负责保平均口粮、烧柴和低限收入;平时各户到王兴旺的承包地做工,按劳取酬,月工资在百元以上等。王兴旺把大家带领得很好。除了种地,还搞起了养猪、养鱼、养禽、运输等副业生产。每个劳动力根据自己的情况,都找到了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年终结算时,人人都绽开了笑脸,贫困户人均收入达到1172元,比入场前提高近4倍。1989年初,又有12户贫困户加入了王兴旺的“互助农场”。这样,他们的土地合计有300亩,鱼池也扩大到52亩,有4台拖拉机跑运输,养鸡、鸭、鹅600余只,养猪55头。尽管当年旱情严重,但粮食亩产仍达到350公斤,向国家交售3.5万公斤,农业、副业总收入11万元,贫困户人均收入1300元,高出全村人均收入一倍还多。

我去采访的时候,庆安县“互助农场”搞了近三年,成效一年比一年显著。从经济上看,头一条是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3年来入场贫困户粮食平均亩产180公斤,而入场前为105公斤,增产明显。第二条是推动了非农生产的发展。原来贫困户除了种地,基本上没有能力开辟其他生产门路。互助之后情况不一样了,以1988年为例,“互助农场”共开展了5类30多项非农产业,收入达950万元。再一条就是促进了科学技术的推广运用,增强了互助农户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县领导说,农村干群关系紧张,很大程度表现在干部和贫困户的关系上。经济条件改善后,人的精神面貌也不一样了,穷的时候情绪难免低落和波动,赌博和迷信等一些负面的东西容易滋生,如今少多了。

一些理论界人士认为,农村村民之间有互帮互助的传统;帮助贫困户的是朝夕相处的先富裕起来的邻居,“榜样就在眼前”的现实有利于激发贫困家庭内在的向上动力;他们在自愿的基础上组建“互助农场”,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生产要素优化组合。这些都表明,这样的互助是有生命力的。

我将调研采访成果写成报道,新华社以《三户农民引出扶贫大文章》为题播发。《人民日报》即在显著版面全文刊登,还配发了题为《尊重农民的创造》的评论,指出:“庆安县三户农民带头展开自发的‘穷富互助’活动,竟引出一篇扶贫的大文章,使当地扶贫工作出现了新局面。这件事使我们再次认识到充分尊重农民创造的重要性”。

庆安县的调研采访报道迅速传播开来,在全国贫困县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进了抚贫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这是令我深感欣慰的。

哈工大:我调研采访的基地

我到新华社黑龙江分社后,为了更好地“深入实际”,把我国著名重点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作为调研采访基地,几乎每个月都要去走走看看,既让自己“接地气,汲养分”,也去调查、发现和采写新闻。20世纪50年代,由时任校长李昌等领导归纳概括的“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校训,一直被一茬茬后人珍视和延续,使学校方方面面的工作既扎实又富时代气息——这里,成了我开掘不尽的新闻富矿。

1985年7月29日的《人民日报》,哈工大“当仁不让”地成了“主角”:头版刊登了题为《哈工大食堂办得真好》的消息,还配发了《别看轻学生的一日三餐》的评论员文章。三版头条刊登的是题为《炊事员和大学生——新事,发生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长篇通讯。采写这组报道,是因为那段时期由于大学食堂伙食问题引发学生不满的事情时有发生,有的还引发了冲突,影响了学生学习、学校工作的正常开展和社会稳定。而地处冬季既严寒又漫长、副食品供应条件欠缺的哈尔滨,哈工大的食堂却办得受学生好评。报道是由一群大学生参加食堂炊事员杨虹的婚礼、一些已经毕业的学生给杨虹写来热情洋溢的贺信引起的。炊事员和大学生建立起了这样良好的关系,引起了我和同事徐江善的关注。我们到学生中去采访,他们说杨虹像自己的亲姐姐一样,生活上得到她很多关心。他们举例说,八二级六系学生陈某患肾炎住院,他是回民,医院没有回民灶。杨虹知道后,在食堂做好一日三餐送到他的病床前。该学生住院50多天,杨虹送了50多天。星期天休息,就在家里做好饭菜送去。听医生说吃西瓜对病情有好处,可那时哈尔滨郊区瓜田里的西瓜秧才吐出几片绿叶,只有集市上有从南方运来的西瓜。杨虹不惜花两元多钱一斤买了让陈某吃。当陈某捧着西瓜时,泪水禁不住涌了出来。

了解的情况多了,知道哈工大的炊事员们和杨虹一样,热爱这份工作,热心为学生服务。他们认同一个理念:为学生做好饭菜,也是在做培养人才的工作。

在哈工大食堂就餐的学生有5000多名,他们来自山南海北,口味各异,要让他们吃好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进入漫长的冬季,副食品供应不足,把伙食办好的难度更大。是“炊事员也是在做培养人才工作”的理念,使他们把主观能动性充分调动了起来。多年来他们一直坚持做到早餐主食不少于五样,有油条、馒头、面饼、米粥等;各种小菜十五样以上。午餐主食有十多样,除米饭、花卷、面条、包子、水饺等常规品种外,还有水煎包、烧麦、锅烙等较精致的品种;副食、炒菜十样以上,还有一两个地方风味菜、一个汤以及十几种冷荤小菜和咸菜。晚餐主食有馄饨、面片、炒面等,副食也有三四样炒菜和十来样小菜。学生过生日,给做一碗面条、两个鸡蛋和一块蛋糕。学生有病,根据病情不同做合适的病号饭。对吃“偏食”的学生给予特殊照顾。假期学生回家探亲,食堂制作路餐供应。一些学生反映因学习晚肚子饿,食堂就增开夜餐。冬季晚上寒冷,学生宿舍离食堂有一段路,炊事员对学生说,你们不要出门了,我们把夜餐送到宿舍。

为了降低成本,减轻学生负担,食堂工作人员开动脑筋,一方面尽量到郊区农村“直购”农副产品,去掉了中间环节,价格比在城里买低不少;另一方面精打细算,减少损耗,提高食材的利用率。比如青椒,通常剥开后就把里面的核丢弃了,一些大青椒的核还不小呢,觉得可惜。他们就尝试把它切成片,用酱油、醋和糖腌制后当开胃小菜,由于口感不错,有营养,又便宜,受到学生欢迎。炒菜师傅则每人一杆秤、一本账,做每个菜都算成本,接受学生伙食委员会的检查和监督。

炊事员们就这样用一片真心和实实在在的行动,赢得了大学生们的尊重。学生们在路上见到炊事员,会主动招呼一声“师傅”。还常到食堂问:“有什么活,我们来干。”扫地、抹桌子、擦窗户,样样帮着干。看到买饭的队伍排得长了,有的学生就退出,去帮炊事员卖饭菜,自己晚点吃。他们还为炊事员补习文化,帮助食堂出黑板报。元旦到了,学生会的代表找到食堂管理员说:“你们为我们服务一年了,我们表表心意,明天到食堂来表演节目。”要毕业了,学生们送来感谢信。毕业后,不少人和炊事员通信,互相关心和勉励。有个已经毕业一年的学生出差路过哈尔滨,听同学说炊事员杨虹病了,立即退了火车票到医院探望。杨虹感动得鼻子酸了,泪水夺眶而出。

由这些内容构成的这组哈工大食堂的报道刊出后,引起读者和相关部门的关注。国务院领导作出批示,国家教委领导到哈工大调研,不少高校登门取经,尤其是一些南方学校的领导考察后感概地说:“我们办食堂的条件比哈工大好多了,但工作做得比他们差不少,回去后一定要好好改进赶上来”。而哈工大食堂工作人员在荣誉面前不骄不躁,主动找问题、定措施,决心把食堂办得更好,为学生们的学习提供好后勤保障。

回想十余年来在哈工大采访的一幕幕,颇有“清风扑面”之感。我所在的新华社黑龙江分社离哈工大较远,每次我都是骑自行车来回,没坐过学校的车。校领导重视我的工作,热情介绍情况,但没请我吃过一顿饭。就是采访食堂,也没在食堂吃饭。到饭点儿的时候,都是由对口联系新闻单位的校报编辑常玉礼老师,用他自己的饭票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招待我。唯一破例的一次是,当知道我要调到新华社上海分社,学校来车接我,校长和校党委书记备了一些茶点,搞了一个“话别仪式”。他俩都是上海人,20世纪五六十年代考入哈工大后毕业留校,逐步挑起了重担。他俩对我的工作很支持,办公室对我一直是敞开的。他们真诚地对我表示感谢,说我为学校写了百多篇稿件,一些向上反映的情况受到高层重视,不少稿件被《人民日报》等众多媒体刊登,扩大了哈工大的影响,激励了教职员工和学生,对学校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我说这是一个新华社记者应尽的职责。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我为有缘和哈工大交往感到欣慰。两位校领导退休后都回到了南方生活,我们的联系又续上了,彼此都感到很温馨。

                                                                                                                                                   编 辑 庞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