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下方报告标题下载全文：
全文｜为了人民美好生活接续奋斗—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中国实践与理论创新
目 录
前 言 跨越绝对贫困后的新使命
第一章 5年过渡期：在挑战中巩固拓展脱贫成果
第二章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中国实践
1. 机制防返贫：动态监测精准帮扶，筑牢返贫防护屏障
2. 基建补短板：设施升级互联互通，城乡融合惠及民生
3. 就业稳增收：产业带动岗位扩容，增收致富动能强劲
4. 产业激活力：特色融合集群发展，联农带农增收增效
5. 保障兜底线：政策衔接社会保障，确保基本生活无忧
第三章 中国减贫治理模式的理论创新及丰富发展
1. 减贫范式革新：从“涓滴效应”到“精准滴灌”
2. 破解要素约束：“弱鸟先飞”理论与资源激活
3. 创新制度设计：建立贫困动态治理体系
4. 优化路径安排：“千万工程”与城乡融合发展
5. 推进区域协同：东西部协作与益贫市场机制
6. 激发内生动力：扶志扶智与内生发展逻辑
第四章 中国减贫治理模式的基本遵循
1. 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是根本保证
2. 人民至上是价值旨归
3. 合力攻坚是鲜明特色
4. 自立自强是基本原则
5. 循序渐进是关键之举
第五章 中国减贫行动与国际减贫合作
1. 需求导向：中国减贫贡献促进世界包容性发展
2. 系统赋能：高效供给公共产品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
3. 共建共享：让“全球南方”从“追赶者”到“共创者”
结 语 让中国减贫经验惠及世界
编写说明与致谢
中国脱贫历程表明，本着滴水穿石、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韧性、恒心和奋斗精神，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弱鸟是可以先飞、高飞的。中国可以成功，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可以成功。这是中国成功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世界意义。
——习近平
消除贫困，自古以来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也是关乎人类发展的重大全球性难题。
减贫的本质是解决发展的问题。当前世界发展的诸多冲突和困境，背后都有各国发展权利和路径的难题。尤其是占世界人口七成以上的发展中国家，贫困是这些国家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行动起来，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让贫困成为过去，让美好愿景成为现实。”
2024年1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时向世界宣告。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构建起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政策体系、工作体系，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
2021年2月25日，中国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中国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完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减贫实践，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消除绝对贫困并非终点，而是新奋斗的起点。中国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设置了5年过渡期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经济下行与全球发展失衡加剧的多重挑战，通过学习推广“千万工程”经验等统筹城乡融合发展，通过持续推进“东西协作”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缩小城乡差距和区域发展差距的道路上持续发力。
2025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的最后一年，中国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就业规模稳定在高位：截至2024年底，脱贫劳动力务工就业人数3305万人，已连续4年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2024年前三季度，脱贫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84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6.5%。过渡期以来，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连续4年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高质量完成了脱贫人口稳岗就业目标任务。
就业质量显著改善：坚持以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为重点，深入开展劳务协作提质行动、“春风行动”等活动，举办专场招聘会，开展“点对点”输送，不断提高外出务工组织化程度。积极应对高校毕业生岗位供给不足和就业竞争加剧双重压力，开展“雨露计划”就业帮扶公益行动、“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线上参与招聘活动超过150万人次。2024年毕业的65万“雨露计划”学生就业率总体达到90%。
收入水平持续提升：2024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522元，较2021年增长24.7%，连续4年快于全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速。
中国共产党打好脱贫地区5年过渡期“收官战”，成绩经受住了历史和人民的检验。这也向世界充分说明，贫困不仅是可以战胜的，在建立起可靠有效的后续帮扶机制的前提下，也是可以阻断、可以不再复发的。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一员，中国始终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以自身的减贫经验与积极行动，助力改变全球贫困现状。
当乌干达的跨崖公路化作承载希望的“发展之路”，当斐济的稻田成为见证情谊的“合作之田”，当全球南方的每个村落都能在减贫进程中书写独特的发展故事……人类文明方能真正抵达“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崭新境界。
中国减贫经验与实践正编织起文明对话的纽带。通过为各国减贫事业和现代化进程贡献智慧与方案，中国正携手与世界各国一道，努力共创一个没有贫困的美好世界。
第一章 5年过渡期：在挑战中巩固拓展脱贫成果
当2021年2月中国宣布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时，国际社会曾有关切：这是一次性成就还是持久变革？从全球来看，一些发展中国家曾实施过大规模减贫行动，但没有巩固减贫成果，又发生大规模返贫。
2024年10月17日，世界银行发布《走出多元危机的贫困与繁荣路径报告》认为，全球减贫进程和共享繁荣的总体目标停滞不前。全球减贫进程在2020年到2030年将是“虚度”的十年。到2024年，全球约8.5%的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中。这意味着全世界有6.92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15美元，虽然极端贫困率从1990年的38%下降到2024年8.5%，但由于近年来经济增长放缓、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高通胀以及局地冲突加剧等多重危机冲击下，全球减贫率停滞不前，极端贫困率仅略低于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的水平，在许多贫困区域中，贫困率仍高于5年前。低收入国家43%的人口仍处于极端贫困，撒哈拉以南非洲贫困率预计到2030年仍将达17%。疫情和粮食危机使非洲饥饿人数增加82%，2.7亿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的状况。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数据，撒哈拉以南非洲48.2%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冲突地区，儿童贫困率（27.9%）是成人的两倍。此外，农村人口占贫困人口的83.7%，基础设施和教育资源匮乏加剧了返贫风险。
中国在解决减贫和返贫的全球难题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发布的报告《中国减贫学—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中国减贫理论与实践》中总结中国的减贫经验：通过“益贫市场”机制重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政府作为“赋能之手”，通过精准识别（如建档立卡）、资源统筹（如五级书记抓扶贫）和制度保障（如“两不愁三保障”标准），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的减贫体系，使贫困者从“分配受益者”转变为“增长贡献者”，突破了传统福利主义和单纯市场驱动的局限，例如在深度贫困地区通过产业扶贫与生态保护结合，实现“脱贫与生态双赢”。
“中国减贫学”探索的“5年过渡期”等经验理论延续并迭代为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重要举措，如挑选160个返贫风险较高的重点帮扶县，中央财政安排1561亿元衔接资金实施动态治理，重点支持这些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形成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制度保障。
中国创造性设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5年过渡期，是在精准脱贫方略的基础上，构建起“四个不摘”长效防返贫机制—
不摘责任：压实主体责任，保持攻坚态势。延续脱贫攻坚领导体制，分级分类培训帮扶干部，强化考核监督机制。2021年过渡期以来，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每轮持续组织选派50多万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他们带着先进理念、资金项目、技术服务奋斗在驻村一线，和乡亲们一起奔向致富路。
不摘政策：稳定政策供给，强化民生保障。保持教育、医疗、住房、饮水安全政策延续性，动态调整保障标准。全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9%，脱贫人口医保参保率超99%，农村自来水普及率94%。
不摘帮扶：持续投入力量，提升帮扶实效。稳定帮扶干部规模，优化结构，聚焦产业就业帮扶。2024年脱贫劳动力务工3305万人，工资性收入占比超68%；中央财政衔接资金60%以上用于产业，832个脱贫县每县都至少培育2—3个主导产业，总产值超1.7万亿元。
不摘监管：健全监测机制，筑牢防返贫底线。建立大数据监测平台，动态跟踪风险，分类分级施策。截至2024年11月，全国累计消除534万名监测对象返贫风险，风险消除率超60%。
作为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共同富裕的关键制度设计，5年过渡期构建起了完善的防返贫监测帮扶机制。尽管经历了重大疫情、自然灾害等多重冲击和挑战，但中国脱贫地区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5年过渡期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意义重大：
—防止返贫的“缓冲期”。采取战略与战术有机结合的措施体系，统筹做好领导体制衔接、工作体系衔接等工作，实现向常规性的帮扶制度顺利过渡，同时也减缓内外部环境变化可能带来的损失和返贫情况出现。
—巩固成果的“验证期”。脱贫攻坚期超常规政策若“急刹车”，容易引发规模性返贫。过渡期内帮扶政策不变、力度不减，培育发展内生动力，逐步引导脱贫群众从“被动扶”转向“主动兴”，强化自我发展能力，确保稳定脱贫。
—政策衔接的“转换期”。推动帮扶体系平稳转型为乡村振兴长效机制，避免“断崖效应”。同时，统筹整合资源，推进脱贫攻坚迈向乡村振兴。
—应对风险挑战的“窗口期”。通过政策延续期稳定了“三农”基本盘，有效应对了各类风险挑战，推进解决了城乡差距大、产业基础薄弱等问题，巩固壮大了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
5年过渡期探索形成了一套防止返贫的理论机制和方式方法，具有很强的科学性、规律性和世界性意义，进一步印证了中国脱贫成果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尤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实践向世界传递出双重信心：一方面证明贫困并非是不可战胜的顽疾，而是可以通过系统性制度设计和持续性资源投入实现根本性消除；另一方面揭示出建立“动态监测—即时预警—精准帮扶—长效巩固”的全链条后续帮扶机制，不仅能有效阻断贫困再生，更能推动脱贫地区从“被动输血”转向“主动造血”，最终实现从摆脱贫困到走向共同富裕的历史性跨越。这一经验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东方智慧，也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了强劲动力。
第二章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中国实践
5年过渡期，是中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进中国贫困地区从全面小康迈向共同富裕的制度创造。脱贫攻坚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乡村全面振兴奠定坚实基础，只有巩固住脱贫成果，才能为乡村振兴提供稳定支撑；而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又能为防止返贫注入持久动力，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依托。5年过渡期的实践确保了减贫政策连续性、帮扶稳定性与发展可持续性，使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能够稳步迈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目标，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保障。
1.机制防返贫：动态监测精准帮扶，筑牢返贫防护屏障
5年过渡期里，中国脱贫攻坚地区建立了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开展分层分类帮扶制度。如贵州省通过建立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和常态化帮扶机制，形成了横向汇集14个部门23类数据，纵向贯通“省市县乡”四级，具有“防漏”“防错”双向预警核查功能的动态监测系统。仅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就实现了累计识别监测对象1421户5882人，通过有效帮扶措施，累计消除909户3816人的返贫风险。
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关键在于开展动态监测，实施精准帮扶。如陕西省商南县建立县镇村三级防返贫监测工作网格，开设镇村“防返贫申报窗口”，开通防返贫监测热线，常态开展入户排查、部门筛查、信息比对，及时发现风险，及时纳入监测范围。对纳入监测范围的对象，逐户落实领导干部结对帮扶，及时制订帮扶计划、落实帮扶措施。全县累计纳入监测对象935户3025人，已消除573户2003人的返贫风险，全县无一户返贫致贫。
截至2024年11月底，全国累计帮扶534万名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稳定消除返贫风险。2024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522元，比上年增长6.9%。
2.基建补短板：设施升级互联互通，城乡融合惠及民生
面对基础设施短板弱项，中国各级政府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档升级。如甘肃省的23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中已有22个县通高速公路，19个县具备条件的自然村（组）通硬化路达90%以上，创建4个“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4个，建制村直接通邮率达100%。陕西省商南县大力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全县行政村水泥（沥青）路通达率100%，城乡自建房安全隐患、饮用窖水基本“清零”，物流快递“镇镇到”、居民用电“户户通”、光纤网络“全覆盖”，128个村（社区）建成标准化村卫生室和老年活动中心。
目前，全国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通了硬化路，通5G的行政村占比超过90%，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4%，建制村快递服务覆盖率超过95%，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提升。截至2024年底，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约75%，农村生活垃圾得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比例稳定保持在90%以上，村容村貌显著改观。
3.就业稳增收：产业带动岗位扩容，增收致富动能强劲
工资性收入是脱贫户收入的主要来源。防返贫致贫关键在稳就业。中国多地千方百计稳定就业规模，增加群众务工收入。甘肃省古浪县大力推动乡村就业工厂发展，在财政奖补、税收支持、土地供应等方面落实优惠政策，厂房式、居家式、合作社式等就业工厂促进群众就近就业。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20年的8121元增长到2024年的11283元。
一些地方探索就业服务新模式，促进脱贫人口就地就近就业。云南省推进“四位一体”基层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加快线上零工市场建设，探索建设一批“服务业版”“一二三产融合版”就业“幸福里”社区。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已达1514.18万人，其中脱贫劳动力转移就业326.28万人。
乡村新业态蓬勃发展带动群众就业增收。中国许多地方的农民用起了电商平台热卖农产品，让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数据成为“新农资”。到乡村品美食、住民宿、赏风景等成为城乡居民度假热选，大量脱贫户端起了“金饭碗”。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将“悬崖村、三河村、火普村”一体谋划，“云端赛场”到“彝寨星火”，全县2024年旅游综合收入达7.7亿元。以悬崖村为例，2024年全村接待旅游3万多人次，创收达92.23余万元，油橄榄和脐橙产业收入约55万元。带动村集体经济收入15万元，村民人均收入19600元。商务部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2.56万亿元，同比增长6.4%，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增长15.8%。
截至2025年一季度，全国脱贫劳动力务工就业规模达到3089.8万人。过渡期以来，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脱贫劳动力务工就业规模稳定在600万人以上，连续4年超过年度目标任务。
4.产业激活力：特色融合集群发展，联农带农增收增效
特色产业不断发展，持续带动群众增收。依托粤桂协作平台，广西田林县利周瑶族乡建成24座智慧农业大棚种植“阳光玫瑰”葡萄，配套建设驿站民宿、稻田书屋、亲子乐园等，打造农文旅融合的特色产业示范项目。他们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动员群众通过流转土地、就近务工等方式参与致富项目建设，每年农忙时有约300人次农民参加项目建设，人均每月可增收约3000元。2024年仅种植葡萄一项产值就达350万元。近3年，带动9个村集体累计增收97.3万元。通过着力做好“土特产”文章，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完善联农带农机制，田林县的特色产业覆盖率已达98.1%。全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1年的14921元增长至2024年的18692元。
与田林县一样，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依托喀斯特世界遗产地的自然优势和资源条件，发展壮大生态旅游和茧丝绸、林木加工、新能源等特色产业。2024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08.52亿元，较2020年脱贫摘帽时增长77.43%；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凭借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探索打造中国“冷凉蔬菜之乡”，产品销往马来西亚、沙特等国家和地区，目前全产业链产值达30亿元，带动2.4万人就业，人均增收1.5万元。
截至2024年底，5年过渡期确定的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均培育形成了2到3个主导产业，总产值超过3000亿元。
5.保障兜底线：政策衔接社会保障，确保基本生活无忧
各地建立健全动态监测机制，推动防止返贫帮扶政策和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政策衔接并轨，把符合条件的对象全部纳入常态化帮扶范围。对没有劳动能力的，通过综合性社会保障措施兜底，兜牢最低生活保障底线，完善社会救助举措，实现应保尽保，确保基本生活无忧。
贵州省望谟县曾是深度贫困县,教育基础薄弱。为补齐教育短板，上级政府为望谟县对接了江西支教团、“整县轮训”“组团式帮扶”等资源，不断强化全县教师队伍建设。目前全县副高级以上职称教师从2020年的553人增加到797人。2024年，全县高考本科上线2300多人，上线率提升至70%。
过渡期以来，青海省泽库县不断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完成脱贫家庭学生教育资助，开展送教上门，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无失学、无辍学。精准实施参保扩面工作，不断扩大医保覆盖范围，2021年至2024年全县农村人口医保参保率均在98%以上。
云南省紧盯教育、医疗健康、住房安全、饮水安全、兜底保障五项脱贫成果，实施卫生健康事业三年行动，脱贫群众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达90%以上，36种大病患者救治率达99%以上；实施农村供水保障3年专项行动，解决257万人依靠水窖供水、水窖辅助供水和中度干旱条件下因旱应急送水人口供水保障问题。全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省级指导标准从2021年4770元/人·年提高到2024年的6400元/人·年，截至2024年底，有232.2万人纳入农村低保对象，128.74万名脱贫群众、47.15万名监测对象纳入保障范围。
人类减贫史本质上是一部文明演进史。当西方“涓滴效应”理论在发展中国家遭遇系统性失效，中国开创了减贫治理新范式，其理论创新与实践在5年过渡期中得到了具象化验证。这一进程标志着中国减贫事业从“生存型保障”向“发展型文明”跃升的质变：它不仅是经济指标的改善，更是对“什么是发展”“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命题的创造性回应，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兼具实践理性与人文关怀的中国答卷，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其核心价值在于：减贫不是简单的物质积累，而是文明形态的整体跃升。
人类反贫困实践历经数千年演进，减贫理论因时因势不断变革提升。20世纪大萧条时期产生的“涓滴效应”理论，主张先发群体通过消费、就业等途径惠及贫困阶层。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涓滴效应确实发挥了作用。而今，全球社会发展动力减弱、区域发展不均衡却使得减贫边际效益递减，甚至失灵。2008年至2022年间，新兴市场国家FDI（外国直接投资）占GDP比重较21世纪初下降47.6个百分点。
中国审时度势创新提出“精准滴灌”，通过国家主导的资源精准配置解决市场失灵难题。
精准识别机制：战胜绝对贫困后，各地开发多维贫困标准，启动动态监测。建档立卡使以往统计抽样测算出的贫困数字，精准地落到具体家庭和人口。
差异干预体系：实施“地域+领域”等帮扶，优化资源配置。开展新一轮东西部协作以来，仅浙江就引导1400余家东部企业在四川投资。在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万企兴万村”蓬勃开展。
组织保障制度：五级书记责任制与驻村工作队机制，保持行政力量直达基层的穿透式治理。自2021年过渡期以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每轮选派约15万支驻村工作队、20万名驻村第一书记、34万名驻村工作队员，扎根基层、服务“三农”。
动态退出标准：建立“两不愁三保障”量化评估体系，设定刚性退出指标，并通过第三方评估确保脱贫质量置信度达95%以上。过渡期监测显示，2024年前三季度已脱贫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84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6.5%，5年过渡期没有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
“精准滴灌”范式已展现出显著的国际价值：泰国孔敬府学习中国的扶贫经验，2019年10月开展对口扶贫工作，2020年一年间，孔敬府1174户特困户已有40%成功脱贫。；在中国专家的大力支持下，乌兹别克斯坦的贫困率从2022年的17%降至2025年2月的8.9%。。中国“精准滴灌”减贫方案正在深刻影响并迭代全球发展治理知识谱系。实践表明，在深度贫困面前，主动的制度设计比被动的财富下渗更有效。
正如“损不足而补有余”所揭示的那样，传统发展经济学中的“马太效应”，直指不平衡发展中的要素流失困境。“精准滴灌”理论通过重构贫困地区生产要素配置体系，创造性提出“弱鸟先飞”发展路径，形成具有“内生造血”功能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产业培育机制：中国加强产业扶贫，贫困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和旅游扶贫、光伏扶贫、电商扶贫等新业态快速发展，增强了贫困地区内生发展活力和动力。福建省宁德市通过构建茶产业全链条与海洋经济产业集群，实现地区生产总值从1988年24亿元至2024年3901亿元的跨越式增长，实证了“弱鸟是可以先飞、高飞的”。
这一经验在中西部22个省区市832个脱贫县形成了特色主导产业矩阵：青藏高原牦牛产业、石漠化地区黑山羊养殖、三峡库区脐橙种植、新疆盐碱水海鲜养殖等特色经济模式，培育出84个产值超50亿元的县域产业集群。2020年，电子商务进农村实现对832个贫困县全覆盖，2022年脱贫地区农产品电商销售额突破2.17万亿元。
生态转化机制：针对80%贫困县位于生态脆弱区的现实约束，着力改善人居环境，实施生态补偿制度，推进易地扶贫搬迁与城乡融合发展模式，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实现了生态资源向发展资本转化。宁夏西海固地区通过35万人生态移民工程与800万亩土地生态修复工程，水土流失治理度达80%，年减少黄河输沙量3000万吨，森林覆盖率从1.4%提升至27.28%，创造联合国认定的“最不适宜人类生存地区”生态逆转典范。
有关专家研究认为，中国减贫实践突破“资源诅咒”理论桎梏，构建起植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发展理论体系。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发展理论，中国形成的“在场性”减贫理论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可操作的实践框架，其技术外溢效应已体现在非洲节水农业推广等具体领域。
全球减贫实践中，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脱贫后面临可持续保障机制缺失的严峻挑战。这一现象背后存在多重结构性矛盾：其一，国际援助项目常受限于“项目周期制”，资金投入随预定周期结束而骤然中断，导致脱贫地区刚建立的产业体系因后续资金匮乏而夭折；其二，部分国家的扶贫政策与政治选举周期深度绑定，在执政党更迭后易出现“政策断崖”；其三，医疗、教育和就业等领域的帮扶措施往往呈现“碎片化”，缺乏跨部门协同机制，致使脱贫人口在能力尚未稳固时遭遇“保障真空”。这种“能力断层”现象最终形成“贫困—脱贫—返贫”的恶性循环，严重削弱脱贫成果的可持续性。
针对贫困治理的复杂系统特征，中国创造性地构建了脱贫攻坚、防止返贫与乡村振兴“三位一体”的制度安排，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贫困治理长效机制。这一制度创新的核心在于突破传统扶贫模式的短期性局限，通过建立时间维度上的“过渡期”和政策空间上的“制度衔接”，实现贫困治理从“攻坚战”向“持久战”的战略转型。这一制度设计既避免了政策“急刹车”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又为脱贫地区预留了转型升级的缓冲空间。
在实践层面，中国建立了全球领先的精准扶贫大数据监测平台，整合民政、教育、医疗、人社等多部门的数据资源，构建起“农户自主申报+基层干部排查+部门筛查预警+舆情信访研判”的四维监测网络，实现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的“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规模增加到1770亿元，对脱贫攻坚基础薄弱地区实施精准支持。
同时，中国在过渡期后并未采取“一刀切”的政策退出策略，而是建立政策评估和动态调整机制，对产业帮扶、就业帮扶、社会保障等政策进行分类完善：对市场机制已成熟的领域逐步实现“政策退坡”，对公益性较强的领域则推动“制度化延续”，最终建立健全常态化帮扶制度机制。这种“有进有退、分类施策”的政策设计，既防止了政策“养懒汉”，又避免了脱贫成果“断崖式”逆转，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国方案。
西方模式主导的减贫路径常陷入“城市优先—农村衰退”的恶性循环，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率不断提升的同时，农村发展止步不前甚至有倒退的风险。
早在2003年，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的倡导和主持下，以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的“三生”环境改善为重点，浙江在全省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简称“千万工程”），开启了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主要内容的村庄整治建设大行动。2023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0311元，比全国平均水平（21691元）高出18620元，连续39年居各省区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11年呈缩小态势，已下降至1.86，远低于全国2.39的水平。
20多年来，中国不断深化对“千万工程”的认识，将其作为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主线，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并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
如今，中国各地因地制宜学习“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乡村建设，繁荣乡村文化，推进移风易俗，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学习“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振兴成为中国基层干部的有力抓手，他们立足区域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坚持区域化、特色化、差异化发展，把政策文件落实为一项项任务清单和惠民举措，转化为农民可感可及、满意实惠的民生实事，充分激发农业农村改革的动力活力，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健全保障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各种体制机制，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如河北省引导省内村庄建设目标分类规划为干净整洁村、美丽宜居村、和美共富村，针对山区、平原等不同地貌提出不同要求，给出了操作守则和规范，使不同类型村庄都有发展依据；青海省创新“农户+合作社+企业”模式带动7.2万农牧户创业，户均增收3.8万元。
“千万工程”模式已产生显著国际示范效应。马达加斯加推广中国杂交水稻技术实现粮食产量提升。位于津巴布韦中马绍纳兰省沙姆瓦地区的中津农业合作示范村，帮助当地农民提升生产能力，实现增收致富，为当地推进农业现代化、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经验。
中国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探索出“东部资源+西部禀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等方式，使低收入人口享受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最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
东西部协作整合内部资源，发挥先富带后富作用。广东对口支援广西，2021年至2024年7月，共向广西20个重点县投入广东财政援助资金42.9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909个。共新增引导落地投产企业664家。四川省内形成13市35县结对帮扶56县工作新格局，年度投入帮扶资金18.4亿余元、实施项目1023个；32个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四川省44个脱贫县、342个省直部门（单位）定点帮扶70个脱贫县，年度共投（引）入资金41.9亿元、实施项目3526个。
构建“益贫市场”体系，让低收入人口参与市场经济。近年来，中国通过“万企帮万村”行动，全国已有近11万家民营企业精准帮扶12.71万个村，带动和惠及1500余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发展产业促进农村居民增收。广西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过去因运输不便，砂糖橘、油茶等农产品经常发生滞销现象。如今这里的硬化路四通八达，水利、电力等设施得以完善，特色产业发展势头喜人。村里已开办2家农家乐，还将8栋民房改造成特色民宿，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2024年村民人均收入同比增长8.6%。
减贫路径可以从“短期救济”转向“长效赋能”。通过电商扶贫、乡村旅游等多元化手段，低收入人口持续参与经济发展并分享成果，经济发展从“外部输血”转向“内生造血”。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扶志和扶智相结合，这是中国扶贫坚持的重要举措，通过扶志帮助群众树立起摆脱困境的斗志和勇气，通过扶智帮助和指导群众提升脱贫致富的综合素质。
通过技能培训，提升低收入群体自力更生能力。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在广东省番禺区的帮助下，通过举办培训班提升农村劳动力技能，在结对省份安排农村劳动力就业；四川省开展“订单、定向、定岗”就业技能培训，对有就业、培训意愿的脱贫群众落实职业指导、提供岗位信息，组织针对性技能培训或创业培训。
扶志、扶智结合，有效激发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动力。面对国家通用语言和文字能力不高、劳动技能不足等现实需求，云南怒江围绕“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开展少数民族及易地搬迁群众国家通用语言和文字培训31600人次，帮助少数民族群众掌握沟通和就业技能。
增强发展内生动力。近年来，一些地方运用“积分制”进行乡村治理，将村级事务与村民利益联系起来，把乡村治理由“任务命令”转为“激励引导”，既节约了管理成本，又提升了治理效能，取得了良好效果。
这一实践背后蕴含着“主体性激活—能力再造—系统赋能”的三维理论创新：
“志智双扶”的主体性激活理论。突破传统“物质救济”思维，提出贫困问题的本质不仅是资源匮乏，更是发展主体性的缺失。通过思想引导、文化浸润、典型示范等方式，重塑贫困群众的主体意识，使其从“被动接受援助”转向“主动参与发展”，为内生动力提供哲学基础。
“能力适配”的人力资本增值理论。针对贫困地区劳动力技能与市场需求错配的痛点，探索“技能精准供给”模式。以就业市场为导向，通过“订单式培训”“定向技能提升”等方式，将个体能力提升与区域产业升级紧密结合，实现从“体力劳动”到“技能劳动”的跃迁。
“系统协同”的发展生态构建理论。打破“单一经济帮扶”的局限，构建“政策支持—技能培训—就业对接—文化重塑—治理优化”的全链条系统，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协同发力的格局，为可持续脱贫提供制度保障。
第四章 中国减贫治理模式的基本遵循
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与时间检验，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体系正日益展现出更强的科学性与更广泛的普遍性。从精准扶贫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从“五个一批”工程到“四个不摘”长效机制，中国减贫治理的理论框架不断丰富、方法路径持续优化，已从10年前的初步成型迈向更加成熟定型的新阶段。这一理论体系不仅根植于中国国情，更在实践中不断吸收人类减贫智慧，实现了从本土经验向全球价值的升华。它证明了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也为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方案，标志着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正从“有效”走向“高效”，从“中国特色”迈向“全球共享”，形成可资借鉴的基本遵循，成为人类文明进步不可或缺的思想财富。
中国特色的减贫治理模式中，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强有力的领导是减贫成效的根本保证。
习近平指出，越是进行脱贫攻坚战，越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统揽脱贫攻坚全局，中西部22个省区市党政主要领导向中央立“军令状”，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扶贫”，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一道奋战脱贫攻坚一线，构筑起“到人到户”的政策精准传导网络。在消除绝对贫困后的衔接过渡期，面对可能发生的系统性风险，又以“四个不摘”稳定了政策预期。
中国的减贫实践表明，脱贫攻坚由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这一源自政治体制的独特优势，意味着顶层设计到基层执行的超强垂直动员机制，意味着超长政策续航能力。从中央到基层，各级领导者和执行者分工明确、责任到人，能够实现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的效果最优。
中国减贫始终将“人民福祉”置于政策制定的核心位置，“一个都不能少”的价值理念贯穿减贫全程。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习近平的历次重要讲话中，“人民”始终是高频词。中国将民族、地区、贫困户“一个都不能少”作为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将满足贫困人口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基本需求作为底线，聚焦重点地区，关注特殊群体，因地因人制宜，且重视群众参与，有针对性地破解贫困人口生存、发展的差异性问题，从而最终兑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的承诺。脱贫攻坚期满后，则更加关注城乡融合、协同发展，以“千万工程”引领脱贫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向往。
中国的减贫实践表明，“人民为中心”的减贫理念，不同于传统福利国家的现金救济，超越了西方“保障基本生活”的减贫范式，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生存权保障”到“发展权赋能”，中国将“人”这一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摆在最紧要、最突出的位置，构建了一整套“生存—发展—尊严”的多维度减贫共富体系，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完成“小康”“大同”等中国传统理想社会的当代诠释。
中国减贫呈现出显著的“协同治理”特征，通过政府、市场、社会主体的多方参与，形成全民一心的集体行动。
举国同心、全面动员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动，习近平形象地称之为“汇聚起排山倒海的磅礴力量”。脱贫攻坚期间，东西部协作机制打破行政、区域壁垒，促成东部9省市向西部投入财政援助资金和社会帮扶资金1005亿多元；307家中央单位定点帮扶592个贫困县，军队定点帮扶4100个贫困村；“万企帮万村”行动组织12.3万家民企帮扶7.28万个贫困村。行之有效的机制、措施，5年过渡期依然延续。
中国的减贫实践表明，面对“消除绝对贫困”这样体量庞大、旷日持久的重大发展目标，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运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型举国体制”，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出执政党超常规的资源调配、整合能力，并在同声同气的一致行动中，将减贫目标内化为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从而构建组织有力、权责相适、目标清晰、政策协同的贫困治理体系，实现治理水平与减贫效果的同步提升。
中国减贫强调激发“自我意识”，推动内生性发展，并通过能力的培养，强化发展能力，从而实现从“援助依赖”到“自我发展”的转型。
习近平强调，扶贫先要扶志，要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实施了多种“扶贫”与“扶志”“扶智”并重的措施。一方面，通过加强思想引导、典型带动和政策激励，提升贫困群众脱贫的信心与动力；另一方面，注重教育投入、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增强他们的就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本领。通过这些措施，贫困群众不仅从外部获得了物质支持，更从内心激发了改变命运的决心和能力，逐步实现了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的转变。
中国的减贫实践表明，激发内生动力是实现可持续脱贫的治本之策。贫困治理不能仅靠外部“输血”，更要注重培育贫困地区的“造血”能力。这种“扶志”与“扶智”相结合的减贫模式，不仅帮助贫困群众摆脱了物质贫困，更实现了精神上的“脱贫”，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了“授人以渔”的治理方案。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不足的背景下，中国的“志智双扶”模式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有助于推动全球减贫从“被动救济”向“主动发展”转变。
中国减贫采取阶段性推进策略，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目标，分步骤实施渐进式改革，确保了减贫成效的可持续。
中国共产党将减贫治理作为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推进，不追求一蹴而就，更没有急功近利，而是稳扎稳打，持续深化，开创了分阶段推进、可持续发展的“梯次减贫”模式：第一阶段聚焦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第二阶段巩固脱贫成果，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第三阶段推动乡村振兴，实现从脱贫到致富的跨越。这种“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减贫体系，既保证了减贫成效的可持续性，又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不仅体现了对减贫工作复杂性与长期性的深刻认识，也展示了中国在推动可持续减贫方面的长远眼光和战略定力。
中国的减贫实践表明，坚持系统思维和长远眼光，循序渐进推进减贫，是实现可持续减贫的关键之举。贫困治理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分阶段推进，不能急于求成、揠苗助长。特别是在全球减贫容易出现“短期成效显著、长期效果不佳”问题的背景下，中国的“梯次推进”策略为世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国节奏”。这种循序渐进、稳扎稳打的减贫路径，有助于避免“贫困—脱贫—返贫”的恶性循环，为发展中国家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减贫战略提供了重要启示。
中国减贫实践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对国际优秀减贫经验做法的兼收并蓄和“国际减贫经验的本土化”和创新应用，也因此推动了全球减贫事业的进步。截至2024年底，中国已向160多个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同150多个国家携手共建“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提出3年多来，已动员近200亿美元发展资金，开展1100多个项目，惠及多国民众。
从国际经验中汲取的小额信贷、社会保障、精准识别等理念，在中国被赋予了“政府主导、精准施策、社会协同、制度保障”的特色，形成了“精准扶贫”“开发式扶贫”“兜底保障”等举措。在此基础上，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减贫合作，为不少国家带来了切实可行的减贫方案。中国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动全球减贫事业，彰显大国担当。
中国将“精准”与“需求导向”理念应用于国际减贫合作，实施了一大批“看得见、摸得着、见效快”的项目。如“微笑儿童”营养餐计划，惠及全球数百万儿童；援建学校、医院，提升当地教育医疗水平，赢得国际赞誉。这些减贫行动注重从细微处着手，精准对接受援国民生需求。通过这些具体举措，中国不仅取得了减贫实效，更传递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为世界包容性发展注入动力。
尼泊尔前驻华大使利拉·马尼·鲍德尔说，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致力于通过支持教育、医疗保健、经济发展、积极应对灾害等方式助力尼泊尔减贫。这个组织为尼泊尔学生提供书包、文具、营养餐等，帮助提高儿童入学率；对村民进行技能培训，提供种子、幼苗和农用设备等，通过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农田产量实现农民增收；积极支持供水、校舍、卫生中心等小型基础设施建设，为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受害者提供快速救援，助力改善尼泊尔民众生活。
曾经的缅甸内比都市敏彬村和埃羌达村，道路泥泞，房屋简陋，饮用水和电力供应都是大问题，中国专家的到来给村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转机。2018年—2020年，云南省乡村振兴发展与合作中心负责实施“中国—东亚减贫示范合作技术援助项目（缅甸）”，为埃羌达和敏彬两个示范村实施了道路、饮水工程、社区发展中心、学校教学楼等民生工程“硬设施”，开展了种植养殖培训、社区环境治理等经验分享“软合作”，造福了当地民众。2020年12月底，该减贫合作示范项目在内比都顺利移交给缅甸政府，成为中缅友好合作的又一里程碑，彰显了两国胞波情谊。
这样的故事遍布全球。在柬埔寨，中柬友好扶贫示范村项目让村民们的生活越来越红火；在马达加斯加，经过中国农业专家手把手指导，农户蒂娜种植的杂交水稻产量大幅增加；在斐济，中国菌草技术不仅培育出高品质的食药用菌，还作为优质饲料带动畜牧业发展；在圭亚那，中企捐赠的太阳能路灯点亮莫莱科柏村的夜空，让人们出行有了更多安全感……一个个合作故事，彰显中国是全球减贫事业的积极推动者和持续贡献者。
中国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宣布给予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为最脆弱国家的减贫事业提供了切实的市场机遇。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表示，中国不仅成功使数亿中国人民摆脱贫困，而且为促进世界和平、特别是帮助亚非拉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人民共享发展、提高福祉作出重大贡献，给世界带来希望，注入力量。
中国致力于为全球减贫提供系统性支持，通过技术推广、资金支持、能力建设和平台搭建，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内生动力。
国际减贫培训和示范项目等分享中国减贫经验。中国通过线上线下培训，提升合作国当地官员和民众的减贫技能，推动可持续发展。推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建设，系列农业技术推广和示范项目助力各国群众增产增收。中国积极履行大国责任，通过实施农业南南合作项目、农业援外项目、减贫示范合作项目等，助推全球减贫进程。项目覆盖非洲、亚洲、拉美等多个地区，累计培训数万人次，有效提升了当地减贫能力。同时，中国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传授农业技术，助力当地产业升级，真正实现授人以渔，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国家民众。
“我实在太开心了，最近两年收成远超以往，终于不用为饥饿发愁了，也有钱让孩子们去上学了。”刚果（金）东南部卢阿拉巴省科卢韦齐市延盖村村民纳塔莉说，她家里有8个孩子，曾经全家以种植木薯为主，但木薯产量不高、容易腐烂，一家人忍饥挨饿是常有的事。中国企业提供的玉米种植计划，为大家提供种子、拖拉机、播种机、农药喷雾器等农业生产物资及机具，还有专家定期讲解技术知识。
南南合作项目支持“南方国家”减贫项目。目前中国已成立总额40亿美元的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这是中国政府支持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之一；是中国政府重视南南合作、支持南南合作的具体行动；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国家，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便车”，实现共同发展的重要体现。重点投向减贫、抗疫、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粮食安全、数字互联互通、绿色发展等领域的“小而美”项目。
在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的支持下，中国政府与世界粮食计划署携手合作，在包括布隆迪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实施粮食援助项目，有效缓解了当地粮食短缺问题，切实改善了民众生活。乌兹别克斯坦在全国各州试点推广中国减贫经验，近万名乌兹别克斯坦学员线上参加中国减贫研修班。该国初步建立以社区为依托，以《贫困户帮扶名册》《妇女帮扶名册》《青年帮扶名册》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减贫体系，已取得显著成果。
同时，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减贫经验，并为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养了40多万各类发展人才，提高了相关国家在扶贫减贫领域的能力建设水平，助力更多发展中国家实现自主发展，找到符合自身国情的减贫之路，携手推动国际减贫合作。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长亚当·奇戈玛·阿里·马力玛介绍，过去十多年中，一批又一批来自中国的农业专家学者，在莫罗戈罗省长期推广示范适宜当地的农业技术，不断改变着当地的村庄和村民生活，“我们这里的农民，喜欢中国专家的一切”。
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助力沿线国家减贫。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2年来，150多个国家、数十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大批标志性项目落地生根。这些项目不仅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还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改善了基础设施，提升了民众生活水平。共建国家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获得了更多发展机遇，逐步摆脱贫困，走向繁荣。中国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通过这些项目的实施，共建国家的贫困率显著下降，民众的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提升。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也得到了改善，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共建“一带一路”将使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为国际减贫事业注入强大动能。
“精准扶贫”，这是中国让近1亿人摆脱绝对贫困的最核心理念，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参考标准和新的减贫路径，深化了人类对减贫规律的认识，重构国际减贫话语体系，丰富发展了人类反贫困理论。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本质，是对“发展权”的重新定义。中国减贫国际合作的出发点是将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让发展中国家不再是现代化浪潮中的“追赶者”，而是平等的“共创者”，重新定义“发展权”。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著作《摆脱贫困》已相继推出英文、法文、西班牙文、豪萨文、乌兹别克文、老挝文、葡萄牙文版等，《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被译为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俄文、阿拉伯文版等。这两部著作聚焦“反贫困”这件关系民生福祉的大事，成为许多国际政要、学者的案头书。国际人士认为，中国反贫困理论与实践为全球贫困治理带来深刻启示。中国持续开展减贫国际合作，有助于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让贫困成为过去，让美好愿景成为现实。
老挝国家图书出版发行社社长赛雅蓬·阿努腊说，《摆脱贫困》老挝文版的出版，是老中减贫合作的重要成果，这有助于在老挝推广和应用中国减贫经验，体现了两国在推进减贫事业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一步，老挝将吸收中国经验，加强国际合作，进一步推进减贫工作，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平等合作赢得尊重。坦桑尼亚尼雷尔基金会董事会主席布提库说，中国同我们开展合作，从来不会对非洲国家的内部事务指手画脚，而是邀请各方坐下来讨论我们一起能做什么。非洲国家在与中国合作时感受到了尊重，非中是彼此真正的朋友和伙伴。
核心理念影响深远。中国提出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志智双扶”“开发式扶贫”等核心理念，以及中非携手推进“六个现代化”的系统主张，为解决贫困这一复杂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路径，获得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同。
中国方案写入全球议程。“精准扶贫”理念已被写入联合国机构等多边文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操作标准和实践指南。中国的减贫理论与实践，为国际减贫领域贡献了独特的东方智慧，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人类反贫困的理论宝库和知识体系，提供了不同于传统模式的、更强调精准、务实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有效路径。
减贫不仅是数字的清零，更是文明形态的跃升。作为全球减少绝对贫困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减贫实践的终极意义，在于开启了一场关于人类发展本质的文明对话。
在文明冲突加剧的当下，如何让不同制度在减贫实践中相互启迪，共同破解“发展与公平”的世纪难题？
习近平强调：“减贫问题说到底是发展问题。”
中国减贫本质，是对“发展权”的重新定义。中国减贫国际合作的出发点是将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让发展中国家不再是现代化浪潮中的“追赶者”，而是平等的“共创者”。
中国减贫实践，是一部用汗水浇灌希望、用奋斗书写传奇的壮丽史诗。它印证了一个真理：消除贫困从来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它昭示了一个方向：发展的真谛，在于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尊严绽放，在于让每一片土地都能焕发生机，在于让每一个梦想都能照进现实，让每个个体都拥有改写命运的机会。
中国经验分享，是探索“如何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实践智慧。当云南怒江的独龙族群众告别溜索、架起大桥，当埃塞俄比亚高原上的农民用上中国援建的灌溉系统收获金黄色的小麦，当柬埔寨乡村的孩童在新建的学校里朗读课文，当巴西贫民窟的青年通过电商培训开启创业之路—这些跨越山海的故事，共同编织成人类减贫史上最温暖的图景。中国的实践证明，减贫不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是发展中国家的“合唱”；不是单向的“援助”，而是双向的“赋能”；不是短期的“冲刺”，而是长期的“接力”。
发展没有固定模板，但合作必有共赢；减贫没有标准答案，但互助必能破局。
我们期待，让中国的“精准扶贫”智慧、“防返贫监测”机制、“县域产业”模式，在非洲的田野、拉美的社区、亚洲的山乡落地生根；
我们期待，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联盟，推广中国光伏扶贫、生态农业、清洁能源技术，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实现低碳发展；
我们期待，搭建全球数字减贫平台，分享中国农村电商、远程教育、智慧医疗经验，让技术跨越山海，连接每一个村庄、每一所学校、每一家诊所。
中国以其自身实践告诉世界，真正的减贫和可持续发展，是扎根本土的制度生长，是尊重多样性的文明对话；是让每个民族都能在自身文化土壤中培育发展动能的全球共识；是让每个生命都能绽放光彩的人类共同事业；更是超越“物的积累”，抵达“人的解放”的终极关怀。
编写说明及致谢
《为了人民美好生活接续奋斗—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中国实践与理论创新》智库报告课题组由新华通讯社社长、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傅华担任课题组组长，新华通讯社总编辑吕岩松担任课题组副组长，新华通讯社副总编辑任卫东担任课题组执行副组长。课题组成员有刘刚、崔峰、何悦、王军伟、侯雪静、吉哲鹏、李劲峰、何伟、谢佼、赵鸿宇、王博、施钱贵、吴帅帅、勿日汗、杨一苗、白玛央措。
在报告采写和发布过程中，获得了农业农村部中国乡村振兴发展中心主任黄承伟、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李小云等专家的悉心指导，以及农业农村部帮扶司的大力支持。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农村社会学研究室主任张浩、四川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张勤修、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库主任汤继强、成都百生智库主任马小丽、河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玉梅、河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王秋菊、沧州师范学院齐越传媒学院教师卞伟洁等专家、学者，以及广西南宁市武鸣区、百色市田林县，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庆阳市、天水市、武威市、定西市、陇南市、临夏回族自治州，陕西省商洛市委宣传部、商南县、丹凤县、山阳县，青海省农业农村厅、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市、尖扎县、泽库县，河北省农业农村厅、保定市农业农村局、邯郸市委宣传部、邯郸市农业农村局，四川省农业农村厅、昭觉县人民政府，贵州省晴隆县、望谟县、威宁县给予了多方面的指导、帮助，在此一并表达诚挚感谢。
English
注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