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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新时代长江治理取得历史性成就
一、生态保护发生转折性变化
二、世界级产业集群全面崛起
三、文化昌盛成为标志性象征
四、江河安澜人水和谐惠民生
第二章 新时代长江治理形成科学方略
一、坚持生态优先
二、坚持辩证统一
三、坚持区域协同
四、坚持共建共享
五、坚持传承发展
第三章 新时代长江治理的世界意义
一、安全（Security）：为全球大江大河治理提供新样板
二、和谐（Unity）：为全球绿色转型发展注入新动力
三、人民（People）：为人类生活创造新范式
四、经济（Economy）：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提供新参考
五、联系（Relationship）：为世界江河文明交融作出新贡献
结 语
编写说明与致谢
人类的每一种文明，都离不开大江大河的哺育。
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出世界屋脊，穿高山峡谷，汇百川入海，滋养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哺育着勤劳勇敢的中华儿女。
千百年以来，长江流域以水为纽带，连接起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形成了完整的自然经济社会大系统。长江不仅养育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沿江人民，还通过水利工程沟通南北、润泽北方，在农业灌溉、交通运输、工业生产、水力发电等方面作出巨大贡献，今天仍然是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纽带。
改革开放以来，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占据全国“半壁江山”，生态地位突出，发展潜力巨大，是我国经济重心所在、活力所在，但长江在生态方面也曾付出过惨痛代价。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的目光始终关注着壮美的长江。上大坝、走港口、进村庄、入企业、看城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前往长江上、中、下游调研，深切把脉母亲河的状况，一针见血指出“‘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思考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辩证法则，谋划着让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的发展之道。
大视野统筹兼顾，大思路引领方向。长江的保护与发展，总书记慎而思之、笃而行之，“谋长远之势、行长久之策、建久安之基”。
2016年1月，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振聋发聩。
此后8年时间，习近平总书记又先后在武汉、南京、南昌主持召开了3次座谈会。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到“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从“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到“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谋篇布局、把脉定向。
快与慢、加与减、破与立、当下与长远的协奏曲唱响大江两岸。沿江地区持续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取得显著成就。
万里长江飘玉带，大潮奔涌启宏图。
今日长江，生态向好，碧水东流、江豚腾跃；发展向新，创新潮涌、协调共进；民生改善，城市繁荣、乡村振兴……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气象万千。
通古达今、与时俱进是长江的品格。奔腾向海、开放包容是长江的胸怀。奋进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新时代的长江正奏响新的澎湃乐章。
第一章 新时代长江治理取得历史性成就
善治国者先治水。中共十八大以来，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全局高度，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长江大保护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一江碧水浩荡东流、沿线群众幸福安康，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发生转折性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一、生态保护发生转折性变化
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近年来，在继承传统治水智慧与历代治江经验的基础上，我国把长江生态环境修复摆在压倒性位置，准确把握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实现了从大开发到大保护的历史性转变。
武汉江滩余家头，江面壮阔、滩涂平整、天蓝水清。数年前，这里还遍布码头、砂场，人们架网捕鱼、养猪种菜。曾几何时，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给长江带来严重的污染和生态退化。长江“双肾”洞庭湖、鄱阳湖频频干旱见底，接近30%的重要湖库处于富营养化状态，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一度到最差的“无鱼”等级。沿江产业发展惯性较大，污染物排放基数大，废水、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分别占全国的43%、37%、43%。长江岸线、港口乱占滥用、占而不用、多占少用、粗放利用的问题突出。流域环境风险隐患突出，长江经济带内30%的环境风险企业位于饮用水源地周边5公里范围内，生产储运区交替分布。
2016年，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召开，吹响长江大保护号角。长江沿线打响岸线整治、排污口溯源、污水系统治理等一场场污染防治攻坚战。
2024年8月，生态环境部公布，长江沿江11个省市累计排查14万公里河湖岸线，查出入河排污口14万个；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县级城市黑臭水体消除比例接近80%；1235家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建成了1769座污水处理设施，同时累计完成1403座尾矿库整治。
一度“病得不轻”的长江实现“大病初愈”，“一江碧水向东流”景象重现。长江流域水质优良断面比例从2016年的82.3%提高到目前的超98%，干线连续五年全线保持Ⅱ类水质。
长江“十年禁渔”全面铺开、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大批实施、水生生物资源和生态多样性恢复向好，长江流域生态环境逐步得到好转。
上海崇明岛东滩湿地候鸟成群，被视为鸟类迁徙的“国际加油站”。近年来，得益于生态环境修复加速，这里的候鸟数量连年攀升，与此前因非法捕猎、产业污染导致的生态危机形成鲜明对比。2023年，崇明岛入选全国首批“和美海岛”。
长江沿线，越来越多的标志性物种回归公众视野。长江江豚种群数量上升至1249头，与2017年相比，增加了23.4%，实现历史性止跌回升；消失多年的鳤鱼出现频次快速增加；“长江三鲜”之一的刀鲚重回洞庭湖产卵……2021年—2024年，长江流域共监测到土著鱼类344种，较2017年—2020年增加36种。
长江大保护实施以来，沿线省市、相关部门从长江生态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完成从自发向自觉的治理方式转变。
保护治理实现循法而治。我国第一部流域法《长江保护法》全面实施，《长江流域控制性水工程联合调度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出台，不断推动丹江口库区及其上游流域保护立法。
协同合作机制更加顺畅。长江水利委员会同流域内省级河长办建立长江流域河湖长协作机制，长江航运公安局与沿江各地公安机关多地区、多警种联合打击违法犯罪，鄂赣湘三省共同开展“一江两湖”系统治理，不断探索跨部门、跨区域联动机制。
生态补偿体系逐步建立。浙江、安徽共建千岛湖—黄山生态旅游合作区，云南、贵州、四川三省联合签署赤水河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设立2亿元横向补偿资金。
依托长江黄金水道，长江经济带正持续提质升级，已发展成为横贯中国东中西部的内河经济走廊。该区域不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也是引领全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创新驱动带，逐步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与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推动区域实现高水平联动。
长江经济带体量占据全国经济“半壁江山”，近年来实现了“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重大变革。
在生态环境持续好转的同时，长江经济带对全国经济的贡献逐步凸显。沿江11省市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升。长江流域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清洁能源走廊，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三峡、葛洲坝6座大型水电站，累计发电量突破3.5万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超10亿吨，减排二氧化碳超28亿吨。
走进全国最大的精细磷化工企业——湖北兴发集团新材料产业园，滨江岸线草木丰茂，宛如公园。长江大保护提出后，兴发集团主动拆除了价值13亿元的32套生产装置。经历“断腕阵痛”，企业实现了从单一磷化工到磷、硅、硫、氟等多产业融合发展。兴发集团的产品从磷矿石时代的“论吨卖”，转变为高端产品“论克卖”。
依托丰富科教资源，长江经济带凭借创新驱动全面起势，形成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汽车、家电、纺织服装五大世界级产业集群。
在安徽，新型显示产业形成“从沙子到整机”的全产业链格局，年产值突破1000亿元，显示器件主营业务收入超过全国五分之一。在有“中国光谷”之称的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这里已建成全球最大的光纤光缆制造基地，光电子信息产业整体规模超5000亿元，一项项原创性、颠覆性技术转化为“产业加速器”，成为影响全球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深化向东开放、加快向西开放，统筹陆海开放、扩大沿边开放，打造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的对外开放走廊，长江经济带成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主要通道。
长江黄金水道稳居世界内河航运量第一位，沿江亿吨大港增至16个，港口货物吞吐量突破40亿吨大关，长江干线基本形成现代化“黄金水道”。2024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9.85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9.68万亿元，同比增长6.6%；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5.61万亿元，同比增长7%。
不断开辟新赛道、创造新优势，长江经济带11省市重点产业有机互融，区域融合实现重大提升。上游，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龙尾”舞动，滇中、黔中两个省内城市群日臻成熟，内陆腹地渐成开放高地。中游，高质量发展“龙身”腾飞，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先进制造业集群稳步发展。下游，长三角一体化“龙头”昂扬，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干事“一条心”、谋事“一盘棋”，加速形成区域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长江经济带协调性均衡发展指数报告（2023—2024）》显示，中共十八大以来，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性均衡发展水平持续优化，发展指数中位数已由2019年的0.8325提高至2022年的0.8512，呈现出总体向好态势。
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进入新时代，长江文化保护传承被提升到全新战略高度。随着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全面启动，文物与文化遗存得到系统性保护，文旅深度融合有效推动了文化育民、文化惠民和文化利民。
大河奔涌处，文明孕千年。长江绵延6300多公里，分为藏羌文化、巴蜀文化、滇黔文化、荆楚文化、湖湘文化、赣皖文化、吴越文化七大文化片区。长江沿线省市系统性开展文物资源调查、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厘清长江文化脉络，揭示绵长水脉背后的中华文明密码。
夜幕降临，江西九江江滩热闹起来，穿着汉服的游客一边朗诵名篇《琵琶行》，一边拍摄江畔美景。从昔日“脏乱差”到如今“美如画”，九江借助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契机，实现了长江自然美景与人文风貌、生态保护与文化保护的有机结合。
从川渝加强三星堆文化遗址保护利用、石窟寺国家遗址公园建设，到江苏以长江干流为主线构建独特文化空间体系，再到杭州良渚古城成功申遗实证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长江沿线已经形成布局合理、特色鲜明、功能衔接、开放共享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格局。
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范围内，共有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30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28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111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666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70座，在国家文化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工作格局中占据近半壁江山。沿江各省市深入挖掘传统文化富矿，探寻、阐释文化遗产价值，让文化活起来。
每到假日，“博物馆热”持续升温，爆满的人流成为各地“幸福的烦恼”。湖北举办“长江文化艺术季”，通过合唱、电影、美术、舞台艺术、文学等多种艺术呈现形式，让非遗等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交融。通过深入研究长江文化内涵，江河文化的魅力被逐渐唤醒，长江文化遗产正以更鲜活的方式走进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受年轻人追捧。
借助现代新兴技术和平台，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串点成线、连线成廊，已形成主轴引领、七大文化片区联动的总体布局，全方位展现长江文化的独特魅力。
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的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借助VR、AR等技术，游客“穿越”回远古时期的治玉、祭祀现场，精彩绝伦的表演让人不时发出赞叹。上海构建“一江”“一河”“一岛”大格局，联合江苏、浙江、安徽，推出“中华文明探源”长三角精品线路，形成“近者说，远者来”的氛围。文化和旅游部根据长江沿线地区文化和旅游禀赋，选取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城市节点，推出10条长江主题旅游线路，长江旅游品牌的认同度大幅提高。
治水之要，民生为上。在新时代长江治理实践中，沿江省市经济发展总体平稳、结构持续优化，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从源头到入海口，防灾减灾能力不断增强，特色产业稳步崛起，美丽河湖切实惠及百姓生活。更加美丽的长江与更加美好的生活交相辉映，高质量发展正在不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
2024年7月，长江1号洪水滚滚。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北鄂州，白墙灰瓦、重檐飞楹的观音阁雄峙江心。洪水已将二层的阁楼淹没大半，仅余部分墙面和屋檐露出水面。但长江大堤以内，城市车水马龙，居民生活安然如常。
近年来，我国努力建设安澜长江，科学把握长江水情变化，坚持旱涝同防同治，推进长江流域水利基础设施现代化，持续增强防洪减灾能力，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
长江流域已经形成世界上规模最大、水资源时空调节能力最强的水库群。新时代以来，随着向家坝、溪洛渡、乌东德、白鹤滩等一批工程投产投运，长江流域已建成大、中、小型水库5.2万余座，中下游规划国家蓄滞洪区46处，总库容和蓄洪容积分别为约4000亿立方米和590亿立方米。2024年7月，湖南华容团洲垸堤防发生决口，长江上中游水库群共拦洪23亿立方米，大幅降低了一线防洪压力。
科技助力长江流域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显著增强。长江沿线各级水利部门加快建设现代化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约5万个雨水情监测预报站点实现全自动化实时监测，气象卫星和测雨雷达、雨量站、水文站形成“空天地”一体监测体系。
沿江省市依托丰富水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带动群众致富。长江还成为优化全国水资源配置的源头，实现“一库清水北送”，润泽更广阔地区的人民群众。
在三峡坝头，“库首第一村”许家冲村依托茶旅融合，从“移民村”变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一年吸引游客10多万人次，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8年增加近两万元，越来越多的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发展特色产业，正在成为长江沿线城乡致富增收的重要途径。在重庆涪陵，榨菜产值已突破150亿元；在安徽望江，一条年产值超181亿元的纺织服装产业链正在形成；在湖北，“江汉大米”依托153家省级以上龙头企业，发展订单种植面积924万亩、带动农户106.8万户……
南水北调全面通水10多年来，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从长江流域向北方调水超过800亿立方米，惠及工程沿线共45座大中城市，1.85亿人口直接受益，为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畅通南北经济循环作出了突出贡献。
人与水相依相生。如今，长江流域摒弃竭泽而渔的短期行为，以更长远的眼光、更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惠及人民。长江流域河安湖晏、水清鱼跃、岸绿景美、宜居宜业、人水和谐的画卷正在徐徐铺展。
幸福河湖建设，成为长江流域以生态为抓手造福百姓的关键一招。在安徽马鞍山，当地政府把长江大保护摆在压倒性位置，一体推动长江两岸79公里岸线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2024年上半年，马鞍山国控和省控断面水质指数同比改善5.83%，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湖北、四川等长江沿线多省就幸福河湖建设出台了相关意见。
长江十年禁渔计划实施时间近半，2024年涉渔行政案件数量同比下降24.7%，长江干流监测点单位资源量同比上升9.5%。14.5万有就业能力和意愿的退捕渔民实现转产就业，22万符合条件的退捕渔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1.2万名生活困难渔民被纳入低保救助范围，实现“应帮尽帮”“应保尽保”。
第二章 新时代长江治理形成科学方略
谋长远之势、行长久之策、建久安之基。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大保护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等系列重要论述为引领，过去10多年来中国在长江治理的实践中已形成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系统完善的治江方略，持续推动长江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是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量，从尊重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规律角度出发，明确的新时代长江治理的战略安排。
思想引领前行，战略布局未来。过去一段时间，“大干快上”导致母亲河被污染、生态被破坏，威胁中华民族长远发展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明确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十八字治江方针，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立规矩、划红线、明方向。
过去10多年来，沿江省市切实扛起共抓大保护的政治责任，深刻理解把握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内涵，坚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正确把握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主动摒弃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牢固树立起“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成为长江两岸的广泛社会共识。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坚持问题导向，综合科学施治，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治理长江的显著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南京主持召开的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围绕当前制约长江经济带发展的热点、难点、痛点问题开展深入研究，摸清真实情况，找准问题症结，提出应对之策。
要解决长江流域多年来出现的各自为政、地方保护、污染转移、跨区排废等老问题和新情况，必须科学把握保护与发展的关系。长江大保护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全流域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施策、标本兼治，统筹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治理，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解决了一批历史上多年未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2021年3月1日起，历经三次审议，中国首部流域保护法——《长江保护法》施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被写入法律，为长江流域科学、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法律支撑。
从流域保护专门立法、制定全国性专项规划，到建立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从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到持续发挥负面清单管理体系作用；中国的新时代长江治理实践始终突出法治建设、体系支撑，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一张蓝图绘到底，各项举措任务一茬接着一茬干，确保一江清水惠泽人民、绵延后世。
千百年来，长江流域以水为纽带形成经济社会大系统。运用全局视角和底线思维，坚持辩证统一，处理好各种矛盾与挑战，是新时代长江治理的实践逻辑。
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提出“治病必求于本”。中医的整体思维被创造性应用于治疗“长江病”。针对长期以来长江流域出现的生态污染、发展粗放等系列“病症”，“中医整体观”中强调的追根溯源、诊断病因、找准病根、分类施策、系统治疗的理念成为长江治理的疗方。
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长江流域系统性出发，采取“望闻问切”式科学调查，为长江流域开展系列“大体检”，梳理长江各类生态隐患和环境风险，评估长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找准病灶后，分类施策，在生态修复和保护上，推动上中下游加强协同联动，祛风驱寒、舒筋活血和调理脏腑、通络经脉，增强各项举措的关联性和耦合性，力求药到病除；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上，明确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空间管控单元，建立健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长效机制，既治已病、也治未病。
辩证施策、系统推进是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原则。把握好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总体谋划和久久为功、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五大关系至关重要。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与方法，摆脱传统江河治理中“重眼下轻长远”“重局部轻全局”等片面认识和思维。从流域全局着手，强化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目标协同、多污染物控制协同、部门协同、区域协同、政策协同，增强治江举措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以壮士断腕、刮骨疗伤的决心，积极稳妥腾退化解大量旧产能，培育发展先进新产能，形成了一系列绿色、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成为长江治理中处理“近与远”“新与旧”“木与林”等矛盾冲突成效的集中体现。
长江经济带横跨东中西，承接南北方。沿江11省市的粮棉油产量占全国40%以上，人口总量达6.07亿，经济总量接近全国一半。作为中国纵深最长、覆盖最广的经济带，长江经济带事关中国发展大局、安全大局。
从统筹发展和安全出发，长江流域持续加强耕地保护、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全力保障粮食安全；深化上游地区同中下游地区的能源合作，加强煤炭等化石能源兜底保障能力，巩固能源安全；发展以智能装备、新能源、电子信息等为代表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障产业安全；持续推动旱涝同防同治，提升流域防灾减灾能力，高水平建设安澜长江增强水安全，以一域之稳为全局之安作出突出贡献。
长江流域作为一个整体，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区域协同合作。立足全国“一盘棋”，长江治理通过纵向统筹管理、横向区域协同，历史性实现保护治理“循法而治”、流域管理“协同发力”、区域协作“顺畅有效”。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加强顶层设计，以钉钉子精神久久为功，才能让长江治理宏伟蓝图中的一项项任务变成现实。
近年来《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规划》《关于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关于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顶层设计的规划、政策连续出台。长江区域协调发展每年有工作要点、每五年有实施方案，为长江经济带发展和长江大保护明确了时间表、路线图。
在顶层设计的具体指引下，规划引领的先导作用得以充分发挥。长江流域坚持区域协同融通，加快上中下游协同发展、东中西部互动合作，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发展格局。
长江流域跨省市、跨部门，过去经常遭遇“九龙治水、各管一段”的难题。非法采砂牟取暴利曾是困扰长江治理的“老大难”问题。随着《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及各省市相关法规制度的出台，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认真履责，公安、交通等部门密切配合，交界水域联合共治，长江采砂管理秩序得到根本好转。
树立“一盘棋”思想，形成整体合力。沿江省市通过流域统筹、区域协同、部门联动、多方发力，共同推动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在推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和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经济圈等区域性发展战略中，各地自觉把自身发展放到协同发展的大局之中，结合不同城市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实现错位发展、联动发展；以统筹抓好沿江产业布局为契机，推动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国东部向中西部有序转移，长江经济带生产力布局得以不断优化。
2024年5月，第三轮第二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7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分别对上海、浙江、江西、湖北、湖南、重庆、云南开展为期约1个月的流域督察和省域督察。督察组针对部分地区“两高”项目盲目上马控制不力、建筑垃圾违规处置等长江保护修复仍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督促所在地区整改到位、取得实效。
中国持续完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开展民主监督，加强全流域、跨区域的事务统筹协调和督促检查，既评估规划的执行情况，又发现分析存在的问题短板。通过纵向行业性刚性督察和横向部门省市协同检查的方式，让破坏生态、污染环境及其他影响长江经济带发展的行为被揭露和问责，确保长江治理目标的顺利实现。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上中下游共进退，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坚持共建共享是新时代长江治理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长江治理中的显著优势。
长江流域区域协同发展，离不开交通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的互联互通。依托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完善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数据信息共享和互联互通，深化政务服务合作，长江流域的区域交通和社会服务网络一体化水平日益提升。
到2035年，长江干线规划布局的桥梁、隧道等过江通道有望达240座，实现长江两岸的快速联通；长江流域不同地区间社保、医保等服务一网通办，长江经济带的“同城化”“一体化”将进一步提速。
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长江治理，发挥好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构建多元共治格局，形成推动长江大保护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三峡集团等央企以城镇污水处理为切入点，投资落地环保项目，提升沿江城市的水环境质量，同时带动当地经济转型发展。南通市爱尚环保公益发展中心联动长江流域11省市社会组织，动员近2万名志愿者开展生态保护活动，志愿服务时长超3万小时。在重庆市江津区，退伍军人刘鸿组建了“鸿鹄护渔志愿队”，带动上岸渔民成为护渔巡护员。
在新时代长江治理中，企业发挥市场和技术紧密结合的优势，社会组织发挥连接社会不同主体的桥梁作用，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主动性能动性，多方增加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实现水与人、水与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和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互利共荣。
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贯穿新时代长江治理的始终。长江两岸部分老工业厂房建成了滨江公园、健身步道，为人民群众提供休闲好去处，营造更加宜居的生产生活环境。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带动了资本、人才等要素在沿江两岸的城镇和乡村集聚，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增加城镇就业，带动乡村振兴。
长江经济带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带给沿江群众最直接的获得感。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发布的《长江经济带发展报告（2023～2024）》，2023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值为53992元，较2022年增加3181元，年增长6.26%。
长江文化汇集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治水的实践智慧，凝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在新时代的长江治理中，沿江省市赓续传承、发展弘扬长江文化，在持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
回顾历史，中华民族在长江治理中，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多措并举、扬长避短，最大限度减少自然灾害对生产生活的影响，推动长江流域经济社会繁荣发展，在漫长历史岁月中积累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丰富智慧。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坚持在长江流域除水患、兴水利、促发展、惠民生，创造了伟大的世界奇迹。
无论是大禹治水采用的“疏川导滞”之法，还是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时利用河湾地形建无坝引水枢纽，都体现出中国古人对自然的尊重。如今，长江沿线多地城市规划与水利建设充分尊重原有的地形、水系、植被，避免大规模削山填湖、裁弯取直，使水城关系顺应自然脉络。
凝聚五千年中华民族对长江的治理智慧，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治江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持之以恒推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治江理论和实践持续深化、日臻成熟。
从灯火辉煌的外滩万国建筑群到修旧如旧的武康大楼，上海44片历史文化风貌区在保护修复中重焕新生；夜游黄鹤楼等文旅项目“走红”，市民游客争相“打卡”，吟诵“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等名篇；四川眉山三苏祠，早上9点开门就客流满满，游客徜徉在古祠中，接受“孝慈仁爱、厚人薄己”的淳厚家风陶冶……
《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规划》《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的制定，引领长江沿线各地将长江的历史文化、山水文化与城乡发展相融合，突出地方特色引领长江文化的系统性保护、传承和弘扬。
湖北荆州培养超过600名中小学生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山民歌的“传唱人”，推动这一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的荆楚民歌“活化石”重新焕发生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长江文化，正走进长江两岸居民的日常生活、浸润人们的精神世界。
长江文化是长江流域历史发展的产物，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认同和深邃智慧。不断发展的长江文明，通过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多元融合，培育和涵养着全新的江河文明形态。
新时代的中国长江治理方略，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重构“水—地—人—文”文明形态，其中蕴含的尊重自然、可持续发展、包容互鉴、协同治理与全球关怀的视野和经验，为世界各国流域治理、文明发展提供崭新方案。
第三章 新时代长江治理的世界意义
一条大河波浪宽。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大江大河。江河在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的长江正经历一场深刻而持久的蜕变。长江的故事，是中国故事，也是人类与自然重修旧好、共创可持续未来的世界故事。基于尊重和共享的东方治水智慧，新时代的长江之治提供了一份保障安全（Security）的系统方案，指明了一条通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Unity）的发展道路，诠释了一种以人为本（People）的价值取向，贡献了一条生态驱动经济（Economy）发展的可行路径，并在以水为媒的联系（Relationship）中强化了全球江河文明的交流互鉴。长江是一条超级河流（Super River），其治理和发展的成效与经验，也具有超级（SUPER）的世界意义。
生态环境问题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多样性和跨界性，单一国家或地区往往难以独自应对。新时代长江治理历史性成就的取得，在于它采取了一种保障全流域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方法。它打破了传统流域治理中的孤立和零散，转向一种全方位、全链条的整体性安全观。
河流治理的传统模式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专注于单一的水污染或防洪问题。但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保护优先，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强重要江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这种将生态系统视为一个有机生命躯体的自然哲学理念，是推动江河治理从“治标”到“治本”的重要指引。应用在长江治理中，这不仅确保了大江安澜，拯救了江豚等长江濒危物种，更重塑了整个水生食物链，加速了流域生态系统的活力恢复。
大江大河常流经多个行政区域，“条块分割、部门壁垒”的陈旧治理模式常表现为治理权限、政策和行动的“碎片化”和治理效能低下。长江治理通过顶层设计和高位推动，设立了“长江流域协调机制”，强化流域统一规划、统一治理、统一调度、统一管理，超越了地理界限和行政壁垒。跨省域、跨部门协同保护、横向生态补偿、河长制等机制的确立，确保了从长江源头到入海口的全域治理，让跨界江河从“各自管”到“一起管”，为解决全球跨域河流管理中惯常存在的“上游开发、下游遭殃”等困境提供了新的破解之道。
江河治理不能只停留在传统手段，还需要前沿科学理论的支撑和科学技术的应用。在中国，卫星遥感、物联网、生物信息、水生态评估等技术，被广泛应用于长江等流域水质监测、污染源追踪、生态评估和灾害预警，形成了“空天地”立体综合的智慧监测网。从更长远考量，中国出台《长江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形成了保护母亲河的硬约束机制。最高人民法院等12家中央和国家机关联合印发意见，系统性构建了覆盖长江全流域、贯穿执法司法全流程的协同治理体系。这意味着长江治理不是短期运动，而是拥有一整套可长期运行的制度体系，以确保“治理有效率、成果可持续、生活更安全”。
发展还是保护？曾被视为相互对立的这两种目标，在长江治理中得以调和，展示出一种通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行路径。
工业文明以来，人类一度陶醉于征服自然，将河流视为可供无限索取和征服的客体，后果往往是生态系统的割裂与退化。法国《回声报》报道了重庆市巫山县每年投入上百万元专项资金用于长江保护的情景。自2003年起，巫山配备了一支由数十艘清漂作业船组成的船队，他们每天出发“捕捞”污染长江的垃圾。在这项浩大工程启动20年后，巫山县开始收获治理成效。“根据中国水质标准体系，长江巫山段干流断面水质已连续8年保持Ⅱ类标准、总磷浓度连续11年下降”。长江治理的实践，超越了工业文明的掠夺性发展，转向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蕴含着可持续发展的文明观。从对抗、征服转向尊重、适应与合作，河流不再仅仅是实现人类经济目标的工具，其本身就有被保护的价值。人与河流不再是“索取与利用”的关系，而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整体。
美国国家人文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John B. Cobb, Jr.）认为，许多西方人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视为尖锐对立的两面，而中国着力于将二者协调推进，这其中蕴含着“大智慧”。巴西《阅读》周刊刊登的《水运的力量：长江如何推动中国经济的巨轮》认为，在中国寻求成为全球生态转型领导者之际，长江被期待成为可持续增长的绿色通道。长江治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旨在破解“保护与发展”的矛盾。长江经济带在生态质量持续向好的同时，经济结构更优、发展动能更强。实践表明，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揭示出，环境保护不是负担、不是不发展的借口，若能将其视作新的发展机遇，就有机会实现生态改善、经济繁荣与民生福祉的“共赢”。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贯穿长江治理始终。长江的健康是人民福祉的根基，人民的守护是长江活力的源泉，二者构成休戚与共、互利共生的生命共同体。
洁净的水、安全的食物、健康的环境，是各国人民共同的期盼。埃及气候与环境专家马格迪·阿拉姆（Magdy Allam）表示：“中国如此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明显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福祉”。改善水质保障数亿沿岸居民饮水安全，大规模生态修复创造高品质公共休闲空间……长江治理为民众提供了更安全、更友好的生态环境，深刻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这对于世界上正经历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而言，是一种善意提示：发展的终极目标应是提升所有人的生活质量，而经济增长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国际观察人士认为，对向绿色经济过渡的群体而言，他们更关注能否拥有公平的发展机会和可持续的生计。长江治理并非以牺牲部分人群的民生利益为代价。相反，它积极探索一条让保护者受益、让转型者发展的新路，旨在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长江大保护后，政府通过提供技能培训、创造公益性岗位，让“打渔人”变“护鱼人”。通过支持发展生态旅游，帮助沿岸居民实现生计转型。这避免了环境保护成为少数人的负担，而是通过其创造新的、更可持续的就业机会。这确保了经济由粗放发展向绿色转型过程中的公平公正，为环境政策与社会公平找到了平衡点。
怎样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长江治理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哲学和实践路径。
从“二元对立”到“辩证统一”：打破“先污染后治理”的窠臼。日本纪录片导演竹内亮拍摄的《再会长江》2024年上映，长江的变化之大让他震惊不已。他表示：“这些改变本身就很令我惊讶，十年其实并不长，因为环境的变化需要花时间，但中国的速度要比其他国家快很多。”中国在长江起笔，将生态约束转化为创新和发展的新动能。生态环境的改善，成为当地吸引人才、资本和产业的“磁石”，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转化。目前，长江经济带正在建设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创新驱动带、协调发展带。中国的这一实际行动，打破了西方国家构建的“生态原教旨主义”话语体系，提示广大发展中国家，可以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重增长轻生态”的老路，可以选择一条更绿色的现代化发展新路。
从“一时一地”到“长远着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仅关注当前的发展，而且着眼于长远。在长江治理中，“十年禁渔”等政策展现了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其效果需要数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全显现。这需要决策者具备长远眼光，“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这是对全球短期主义和政治周期压力的一种超越，力求保护好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的绿色宜居环境。江河永续发展，才能反哺经济增长、文化繁荣与生态安全，惠及子孙后代。
长江治理的故事，归根结底是一个关于“联系”的故事：人与自然的联系，区域与区域的联系，以及中国与世界的联系。
作为全世界养育人口最多、承载经济总量最大的河流，长江在治理保护中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探索，是全人类治理保护大江大河、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的一次全新实践。其中积累的理念、技术和经验，正在通过多种国际交流渠道，成为惠及全人类的公共产品。中国与巴西等国家分享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方面的经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等生态修复技术面向海外推广，积极参与“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行动计划……中国为解决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提供了开放、包容的解决方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主任兼代表夏泽翰（Prof. Shahbaz Khan）表示，“回溯人类文明演进的壮阔征程，水始终是文明萌芽的摇篮。”纵观人类历史，四大古文明都发源于大江大河流域。江河是联系人类情感和展现文明特质的全球共同纽带。长江，作为世界大河文明的重要代表，塑造了中华民族追求和平、和谐、和睦的生动形象，正成为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近年来，中国积极关注大河流域文化研究保护，举办大河文明对话研讨会等活动，助力世界大河文明和治理经验的交流互鉴。这种交流超越了简单的技术分享，已上升到文化和哲学高度，引领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尽管各国国情不同，但在大江大河的治理中，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谋求可持续发展方面，我们命运与共、休戚相关。
结 语
大江流日夜，家国万里情。
曾经，古老的长江两岸，有喊着号子的纤夫，有烟囱林立的厂房。今天，越来越多的蓝天碧水绿茵，展现在这幅愈发秀美的山水人城和谐画卷之上。
基于历史、立足当下、着眼未来，中国将长江经济带战略作为国家重大战略。这一横跨东中西三大板块的经济带所承载的，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也是人与自然如何相处的时代答卷。
新时代的长江之歌，正在大江两岸激荡。
纵观新时代的长江治理，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变化，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实践成果。
人民守护江河，江河惠泽人民。守护江河就是守护文明血脉，就是守护民生福祉，就是守护人类未来。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长江的故事，正在成为世界聆听东方、理解中国的一个绿色注脚，长江这条文明之河、生命之河、发展之河越来越宽广。
江海通达，天地广阔。新时代的长江之歌，吟唱的是敬畏自然、尊重规律的哲学智慧，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历史担当，更是以人为本、永续发展的文明新篇。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正在从长江两岸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编写说明与致谢
《碧水奔腾万里情——新时代长江治理的成就启示与世界意义》智库报告由新华社社长、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傅华任组长，新华社总编辑、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吕岩松任副组长，新华社副总编辑、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执行副主任任卫东任执行副组长。课题组成员包括刘刚、惠小勇、崔峰、李鹏翔、杨柳、李劲峰、马曹冉、高敬、魏弘毅、李思远、闫睿、张阳等。报告英文核校人员包括周而捷、王亚光、方栋、韩乔、孙雯骥、王爱华、荣娇娇等。
在报告写作和发布过程中，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公安部长江航运公安局、长江文化研究院、长江智库编辑部、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等单位，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钮新强、长江技术经济学会秘书长许全喜、长江水利委员会总规划师徐照明、长江文化研究院院长黄学龙、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为、武汉市社会科学院院长樊志宏、长江高端智库联盟秘书长秦尊文、长江技术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朱勇辉、长江水上交通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主任杜经农、长江科学院国合处正高级工程师赵登忠、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吴传清等专家学者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和指导，在此一并表示诚挚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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