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自新闻舆论“四力”提出以来，已成为衡量主流媒体建设成效、指引改革方向的重要标尺。进入数智传播阶段，以“四力”引领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内含三层逻辑：全要素重构的系统逻辑、开放共生的生态逻辑、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价值逻辑。当下，主流媒体既要面对传播阵地转移带来的生存挑战，又要纾解赋能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效能瓶颈。对此，可依托技术驱动、价值嵌入、生态协同、透明生产四条实践路径，通过重塑传播格局、优化引导机制、拓宽影响边界、筑牢公信基石，全面提升新闻舆论“四力”，推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走深走实。

关键词：新闻舆论“四力” 主流媒体 系统性变革 数智时代 舆论引导

□ 胡正荣 张帅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1]，标志着我国主流媒体改革步入“深水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2]，进一步为新闻业的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战略方向。相较于媒体融合初期零散化、局部改良的浅层转型范式，当前主流媒体已经迈入全链条、全流程、全方位、全业态的深度重构阶段，[3]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与协同性日益凸显。

数智技术的迭代演进极大地重塑了新闻舆论环境与媒介运行逻辑，主流媒体在推进系统性变革的过程中不断面临着新矛盾与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2·19”重要讲话中提出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以下简称“四力”）建设要求，[4]始终是我国衡量主流媒体建设成效、指引改革方向的重要标尺，而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实质上是一场目标指向“四力”全面提升的动态重塑过程。在此背景下，深入剖析新闻舆论“四力”引领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内在逻辑，梳理数智语境下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现实挑战与实践进路，成为亟待回应的命题。

一、新闻舆论“四力”引领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内在逻辑

新闻舆论“四力”完整提出至今已逾十年，学界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内涵解读与层级界定：传播力是新闻舆论工作的基础前提，落脚于全域渠道覆盖与有效受众触达，核心依托于内容生产模式的革新与传播载体的迭代；引导力把控舆论走向，依靠正面宣传与舆论监督的辩证统一凝聚社会共识；影响力重在传播实效，体现为媒介内容对社会各圈层的渗透，以及对公众认知、态度、行为的正向塑造，直接作用于社会动员能力；公信力是“四力”体系的根基，也是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发挥作用的底层支撑，依靠内容真实、运作规范实现对公众信任的长期累积。[5]

在数智技术全域渗透、媒介边界不断融合的传播环境下，新闻舆论“四力”不仅是衡量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成效的核心标尺，更深刻规约着变革的内在逻辑。其引领逻辑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系统性理论，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

首先是全要素重构的系统逻辑。“一切思维的本质都在于把事物综合为一个统一体。”“思维既把相互联系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同样也把意识的对象分解为它们的要素。”[6]恩格斯在这里阐明了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辩证思维规律，也揭示出万事万物皆是普遍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由此视角来看，新闻舆论“四力”构成了主流媒体传播系统的四大核心要素，分别代表着触达联通、价值定向、辐射效力与信任根基，四者共同构筑了主流媒体传播体系的完整运行架构。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本质是以马克思主义系统观为指引，对四大要素开展结构性重塑与机制性适配，破除传统模式下功能分化失衡的短板，实现媒体传播系统整体效能的最大化。

其次是开放共生的生态逻辑。系统保持活力和适应环境变化的关键，在于其与外界环境不断地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7]以往主流媒体“自产、自发、自评”的闭环模式阻隔了内外交互：渠道流通不畅制约传播力，单向话语输出弱化引导力，圈层固化束缚影响力，缺少外部反馈持续损耗公信力。数智时代舆论场中算法逻辑与社交网络共同作用，多元主体深度参与内容生产。主流媒体需更加主动地嵌入社会生态系统，通过打通宣传与治理、网上与网下、国内与国外的边界，在与用户、平台、社会的深度交互中获取增量信息、提升协同效能，进而构建起全域联动的“大宣传”格局，实现从“媒体孤岛”向社会关键生态节点的转变。

最后是“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价值逻辑。数智传播生态的瞬息万变，决定了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静态化的改革模式无法适配长期发展需求。系统性变革既要紧跟技术迭代步伐，更要坚守恒定的价值内核。新闻舆论“四力”为变革划定了清晰的价值坐标：变革必须摒弃技术至上的片面思维，将“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根本原则深度嵌入算法架构、产品设计与全流程运营中，以“党媒姓党”筑牢舆论引导立场，以“以人民为中心”夯实媒体公信力，依托正确价值导向赋能传播力与影响力建设，确保主流媒体在数智浪潮中，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与价值航向。

二、“四力”视角下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现实挑战

当下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早已超越单纯技术适配的浅层阶段。为深入剖析变革面临的现实挑战，本节从系统的生存基础与效能输出两个维度进行阐释：将“四力”中的传播力、公信力归于媒体系统的底层支撑要素，聚焦传播阵地转移、传播生态重构带来的生存挑战；将引导力、影响力归于媒体系统价值传导的效能要素，聚焦媒体角色转型、功能拓展带来的发展瓶颈。两类问题并非相互割裂，而是深度交织，共同制约着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向纵深推进。

（一）生存基础：阵地转移中的传播力与公信力挑战

随着舆论主战场向互联网空间整体迁移，主流媒体全面步入由算法、大数据、人工智能共同塑造的数智传播生态。商业平台凭借成熟的算法分发体系与海量数据资源，掌握了信息分发的主导权，主流媒体虽借助第三方平台拓展渠道，但算法形成的内容可见性规则仍深刻重塑了媒体的生存环境，平台依赖成为制约传播力提升的现实挑战。算法对不同层级媒体的影响呈现非均衡特征，[8]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传播的马太效应：头部央媒、省级媒体依托技术、数据、人才优势，持续强化算法适配与内容生产能力，传播优势不断累加；而基层融媒体中心大多不具备自主算法研发与技术迭代能力，内容分发高度依赖第三方平台流量机制，陷入优质内容可见性不足的困境，主流声音向基层下沉出现传导断层的风险。

与此同时，数智传播生态也不断冲击着主流媒体的公信力根基。去中心化的传播格局大幅降低了信息生产门槛，碎片化、同质化信息与AI生成内容泛滥，逐步解构主流媒体长期建立的系统化、权威化话语体系。尤其是在深度伪造技术与流量至上逻辑的双重作用下，媒体内容核查效率难以跟上谣言扩散节奏。一些媒体为追求传播时效，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直接引用未经核验的自媒体素材，导致反转新闻时有发生。进一步地，在“后真相”舆论语境中，公众情绪、主观立场往往优先于客观事实，情绪化叙事、片面化表达更容易获得流量加持，不断挤压权威、理性内容的传播空间，令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建设承受很大压力。

（二）效能输出：角色转型中的引导力与影响力瓶颈

数智浪潮之下，主流媒体的身份边界不断延伸，不再只是发布新闻的信息中介，更要成为支撑数智社会运转的神经系统，[9]肩负价值引领、共识凝聚与治理赋能的综合使命。然而，主流媒体在角色转型的过程中，其效能释放面临着多重现实瓶颈。

一方面，舆论场的复杂化与去中心化，削弱了主流媒体的价值引导力。具体而言，数智传播生态解构了传统的议程设置结构，算法推荐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主流媒体的“把关人”职能。同时，算法偏见、隐性价值渗透等新型传播风险的存在，致使各类偏离主流价值基调的碎片化内容得以绕过把关环节直达公众，大幅提升了舆论引导难度。另外，在突发舆情事件中，事实定义权被多元传播主体分散稀释，部分主流媒体响应机制滞后、叙事表达刻板，往往陷入议程被动跟进的局面。这种“时差”与“语差”的叠加，不仅降低了舆论引导的精准性，更使得主流价值在网络空间中面临被边缘化的潜在风险。

另一方面，功能定位相对单一与“造血”乏力，制约了主流媒体影响力的可持续拓展。相比于自媒体与垂类账号依托轻量化运营、高频情感互动与细分专业内容积累稳定的受众黏性，主流媒体在向综合化、服务化智能体转型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受跨部门数据壁垒制约，主流媒体在赋能社会治理时，往往停留在“新闻+政务”的浅层模式，尚未形成联通社会全场景、联动多方利益主体的媒介枢纽能力，导致传播流量难以转化为社会动员的实效。与此同时，面对商业平台与精准营销的激烈竞争，众多地市、县级媒体的经营模式仍未摆脱对传统广告的核心依赖，变革陷入投入高、效益低、发展乏力的循环，使主流媒体在深入基层、服务国家战略等长效治理场景中缺乏稳固的物质基础。

三、面向“四力”全面提升的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进路

面对上述生存基础与效能输出的现实挑战，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唯有守正固本、提质增效，在流量生态中重塑信任资本，在服务场景中实现价值效能，全面提升新闻舆论工作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方能构筑起兼具风险抵御韧性与长效发展活力的全媒体传播体系。

（一）以数智技术驱动重构传播力，优化传播格局

技术创新应用是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核心引擎。当前，主流媒体面临的内容可见性不足问题，本质上是传统运作逻辑与算法主导的数智传播规则之间的错位。要破除传播力提升瓶颈，主流媒体必须实现从“技术辅助”向“技术驱动”转变，深化数智技术与新闻业态的全面融合，重塑自身核心传播优势。

依托数智技术，主流媒体可贯通内容创意、数智采编、场景分发、用户反馈的全业务链条，持续提升内容生产效率与传播适配能力。同时结合用户画像开展分众化精准传播，助力优质内容突破算法壁垒。此外，提升传播力不仅依赖技术赋能，组织架构层面也需同步革新，媒体应打破传统科层制束缚，推行一体化管理下的项目制运作，通过优化生产关系，提升机构对复杂多变传播环境的响应速度，从制度层面解决“有权威难触达”的效率难题。

要牢牢掌握传播主动权，主流媒体还需夯实自主可控的传播阵地，理顺借力外部平台与坚持自主发展的关系。长期以来，多数主流媒体依托第三方平台扩大传播范围，但话语权始终受制于外部流量规则。立足系统性变革要求，媒体应当做强自有平台矩阵，统筹传统终端与新媒体渠道、公域传播与私域运营，搭建起“一次生产、多元分发、全域覆盖”的全媒体传播网络，依托全渠道协同格局，平稳实现传播优势在数智场域的延续与升级。

着眼行业长远发展，主流媒体还需转变发展思路，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数据与内容供给，而是主动参与智能模型的价值导向塑造。主流媒体需聚力攻坚新闻传播大模型，搭建标准化、高质量的新闻语料库，将积淀的权威史料与专业内容转化为智能模型训练的核心资源；同时推动四级媒体纵向联动、跨区域媒体横向协作，实现技术、数据、版权与内容资源共建共享，以行业协同形成规模效应，优化整体资源配置，稳步提升主流话语在数智生态中的传播权重。

（二）以主流价值嵌入优化引导力，夯实舆论根基

在算法重塑信息流向的背景下，主流价值的“压舱石”作用愈发凸显。面对传统把关机制弱化、信息碎片化等交织的挑战，强化舆论引导力不能仅停留于传统宣传思维，而要推动主流价值深度融入技术架构与叙事肌理中，完成从浅层叠加到内在融合的转变。

当前，算法主导的流量逻辑不断压缩公共价值的传播空间，碎片化、娱乐化内容持续消解着主流话语的传播影响力。对此，主流媒体需统筹推进网络内容生态治理，推动主流价值传播从内容层面延伸至算法底层，把政治导向与社会共识转化为可量化、可调控的算法标签与分发权重。同时，顺应社交媒体传播规律，将价值引导自然融入政策解读、政务科普、民生服务等场景；充分挖掘红色文化、地域特色文化资源，借助沉浸式、交互式的融媒体产品革新传播话语形态，以常态化文化供给实现潜移默化的价值浸润，提升主流舆论长效引领能力。

面对数智舆论场去中心化、情绪扩散极速化的特征，主流媒体亟待打破被动应对的治理惯性，构建常态化、前置化的舆论治理体系。运用大数据感知、智能研判等技术，实时捕捉社会情绪走向、公众认知偏差与舆情演化拐点，实现热点预判与风险前置处理。同时，结合社会关切与民生需求主动设置公共议题，在突发舆情中快速响应、权威发声，通过专业解读疏导多元舆论、弥合社会认知裂痕，牢牢守住网络舆论安全底线。

（三）以生态协同拓展影响力，服务国家战略

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并非传播环节的局部修补，而是社会连接功能的生态化重构。随着主流媒体加速转型为数智社会的神经系统，其影响力的边界便不再局限于新闻信息传播，更体现为能否通过跨界协同与功能延伸，将传播流量有效转化为社会治理的实际效能。

主流媒体可搭建社会化协同传播体系，联合自媒体、MCN机构及基层创作者开展议题共建、内容共创活动。主流媒体依托自身专业采编优势与权威叙事能力，弥补社会化传播内容规范性不足的问题；同时借力多元主体轻量化、生活化的表达语态，持续拓展主流舆论的辐射效力。立足国际传播战略布局，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建设还需实现由内向外的全域延伸。既要创新融通中外的叙事范式，以海外受众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讲好中国故事，破除跨文化信息壁垒与国际认知偏见；又要通过多形态内容出海、跨平台矩阵化联动传播，持续提升我国国际舆论话语权，实现内外协同、双向赋能的传播效能。

在此基础上，持续深化“新闻+政务服务商务”融合模式，是主流媒体成为社会联结枢纽、拓宽影响力边界的关键路径。要加快破除跨主体数据壁垒与资源隔阂，强化与党政机关、平台企业、社会组织及基层单元的协同合作，使媒体深度嵌入数字政府与智慧城市建设体系——依托传播端口，全面对接政务办事渠道、民生服务场景与本地生活生态，同时积极探索多元化数智经营业态，培育可持续营收体系。如通过深耕垂直知识服务、打造文旅创意产业等新兴业态，逐步摆脱单一广告营收的路径依赖，构建起“政务聚流量、服务塑公信、产业反哺内容”的良性运营模式。由此，主流媒体能够在回应民生诉求、赋能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同发展，为自身的系统性变革注入持久的内生动力。

（四）以内容生产制度化夯实公信力，强化风险规制

公信力是主流媒体在后真相时代的战略基石。在虚假内容泛滥、人工智能深度伪造消解“眼见为实”的当下，媒体信任的维系已不能仅靠权威背书，而需转向新闻生产与风险规制的制度化。

新闻真实性是主流媒体公信力的根本依托。当下，公众评判媒体可信性的标准已从单一的结果真实转向过程可信。主流媒体需搭建可追溯、可核查的内容生产机制，完善智能筛查与人工复核协同的双重审核体系，细化数智内容的准入规范。依托区块链存证、AI生成标注，实现稿件来源、修改轨迹、核查流程全程留痕，以技术约束降低虚假信息与失真内容的传播风险。与此同时，主动公开采编准则与内容审核流程，常态化回应公众疑问、吸纳公众反馈，以开放互动的运行模式减少公众认知分歧。

行业伦理自律是公信力建设的内在支撑。在算法主导的传播环境下，媒体从业者需摒弃唯流量的片面发展思维，恪守客观公正的新闻职业伦理。要在日常传播与舆情处置中兼顾事实理性与公众情绪，以深度化、体系化、专业化的优质内容对冲碎片化、情绪化、片面化的网络叙事，重塑主流媒体的权威话语地位。

长效公信力的建设还需依托科学的评价体系提供制度保障。主流媒体亟待革新考核评价机制，推动评价重心从数量产出、流量覆盖转向内容质量、引导效能与信任增量，同时引入适配全媒体协同生态的系统性指标，如媒体跨主体协作密度、多场景响应速度与技术迭代适配能力，构建起兼顾社会治理效能、公共服务能力与创新发展活力的综合评价体系，以在复杂多变的数智舆论环境中持续稳固公众信任根基。

结语

深化系统性变革，是主流媒体从信息传播中介向数智社会神经系统迭代升级的长期性、整体性转型过程。这一变革的成效不仅关乎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建设，更深刻作用于社会共识的凝聚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赋能。在新闻舆论“四力”提质增效的核心目标引领下，主流媒体要坚持守舆论阵地之正、拓数智治理之新，协同推进技术驱动、价值嵌入、生态协同与透明生产，在数智生态中重塑核心地位，构建起适配数智传播规律、服务时代发展大局的主流舆论引导新格局。

（作者胡正荣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张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计划”2024级博士研究生）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EB/OL].(2024-07-21)[2026-06-05].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7/content_6963770.htm?ref=theinitium.com.

[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EB/OL].(2025-10-28)[2026-06-05].https://www.gov.cn/zhengce/202510/content_7046050.htm.

[3]胡正荣.“十五五”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与路径[J].传媒,2026(9):1.

[4]习近平：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EB/OL].（2016-02-19）[2026-06-05].https://www.gov.cn/guowuyuan/2016-02/19/content_5043970.htm.

[5]陈力丹.“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学习十九大报告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论述[J].新闻爱好者,2018(3):10-12.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９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5．

[7]沈正赋.全媒体时代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理论供给与实践路径探究[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5,46(3):190-198.

[8]黄阳坤，师文，陈昌凤.平台算法如何形塑新闻机构的可见性?——针对智能推荐算法的审计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5,32(9):61-76+127.

[9]胡正荣.我国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破题的几个关键点[J].新闻与写作,2025(4):1.

责任编辑：赵熠煊